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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多年前,一个古代朝鲜人从济州岛漂到江南,记录江苏大运河风情

来源: 新华报业网   作者:于峰  2018-09-20 16:39:40

  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的正月,前往济州岛赴任的朝鲜王国官员崔溥突闻父亲去世,连忙渡海赶回家乡。在海上,崔溥遭遇风暴,排山倒海的巨浪之中,他所乘的船只向南方漂去,半个月后,竟然在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登陆上岸。

  崔溥得到了中国地方官员和平民的接待。水陆兼程,他被送往北京,再由辽东渡鸭绿江回国,前后花费四个多月的时间。回到朝鲜后,崔溥将自己的奇特见闻写成五万多字的著作《漂海录》,此书在朝鲜和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漂海录》记录明王朝弘治初年的中国国情,被誉为“摹写中原之巨笔”。

  如今再翻看《漂海录》,你会发现,崔溥对京杭大运河江苏段以及江苏省内江南江北的风土人情做了极其宝贵的记录。随着他的笔触,现代人犹如回到15世纪的江苏,做了一次“纸上的行旅”。  

  崔溥

  从现在的地图上看,韩国济州岛距离朝鲜半岛的海岸并不遥远,坐船渡海,也不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但在500多年前,这趟海上的旅程却充满着未知和凶险。崔溥的“奇幻漂流”是从弘治元年初开始的。这一年正月三十日,他家的仆人莫金从罗州赶到济州,通报了崔溥父亲亡故的消息。崔溥赶忙请假回家奔丧。闰正月初三,崔溥告别了前来慰问和送别的同僚,坐上了水精寺僧人智慈的船,离开济州岛回家。

  船刚出海,天气和海况就很糟糕,“雨犹不止,风浪交恶,随涛上下,莫知所适”,小船如同风暴中飘零的落叶,很快偏离航线。日记体的《漂海录》中,崔溥用令人身临其境的文字生动描绘海上的漂泊,“惊涛畏浪,掀天鼓海,帆席尽破”,“昏雾四塞,咫尺不辨”,“怒涛如山,高若出青天,下若入深渊,奔冲击跃,声裂天地”,风浪席卷着海水灌入船舱,崔溥等人奋力舀水,才使船勉强不沉没。

  几近绝望的旅程持续九天之后,崔溥的船漂泊至中国浙江宁波海域,倒霉地遇上了海盗,几乎丧命。又过了四天的闰正月十六日,他们终于漂到海岸线,“西望连峰叠嶂,撑天包海,意有人烟”,询问当地居民得知,此地是浙江台州府临海县。  

  

  浙江沿海所立的崔溥漂海纪念碑

  中国地方官员对这一行朝鲜人的出现充满警惕。虽然语言不通,但文字可以交流。通过“笔谈”,他们弄清崔溥等人并非倭寇,而是因“过海遭风”漂泊到此的朝鲜官员,遂安排崔溥等人由陆路穿过浙东山区,抵达杭州,再由京杭大运河,经浙江、江苏、山东前往北京。到北京后,崔溥得到了弘治皇帝的接见,获得了丰厚的赏赐,最后由辽东渡鸭绿江回国。

  逗留135天,行程8000余里,回到朝鲜后,崔溥用流畅的汉文写下《漂海录》,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呈交给朝鲜国王。全书5.4万余字,涵盖了明弘治初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市井风情等各方面的内容。《漂海录》在古代朝鲜很受重视,曾印行过五个版次;1796年,日本学者将此书译成日文,以《唐土行程记》之名出版。北京大学葛振家教授对此书有深入研究,1992年他推出《崔溥漂海录》点评本,后又陆续撰有《崔溥漂海录初探》、《崔溥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等论文,使中国学界开始对此书有深入了解。

  葛振家教授认为,《漂海录》的内容包罗万象,文字简练生动,对于研究明代海防、政制、司法、运河、城市、地志、民俗以及中朝关系,具有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书中用大量的文字是对于江苏境内大运河和江南江北人文风情的生动记录。

  

  

  漂海录

  元代,忽必烈克服黄河改道等自然条件带来的巨大改变,将大运河改造成直接连接北京与江南地区的内陆运输水道,完成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南北大沟通。大运河是明清时期最为重要的交通干道。弘治元年二月十三日,崔溥等人从杭州出发,走的就是最为快捷方便的大运河水路。

  二月十六日至苏州、十八日至无锡、十九日至常州、二十日至镇江、二十二日至扬州、二十七日淮安、三十日至宿迁、三月初三至徐州……由南向北、崔溥等人乘船一一“造访”大运河沿线的江苏城市,据葛振家研究,崔也是第一个走完京杭大运河全程的朝鲜人。

  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流向帝国的心脏,供养着帝国的中枢。伴随着粮食运输而产生的交通、经济、移民、商贸和税收,深远影响国家的繁荣与安定。明王朝极其重视担负漕运重任的大运河,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修筑了大量的堤坝堰闸等水工设施,并经常对运河进行疏浚治理。

  

  

  崔溥漂海路线图

  崔溥目睹了沿岸各种水利工程,初步了解了大运河体系的运作,以及舟行大运河的艰难。在苏州,他看到“湖岸石筑,堰可十余里”;在常州,船过奔牛闸,由于地势高低有差,船上的货物要先卸下,用牛齐拉才能通过,“牵舟上岸,才渡坝限,日曙矣”;在镇江,他要耐心等待“潮候”才能过江。金山脚下,崔溥还有幸看到了戏浪的江豚群,“若战马群奔”。如今,长江江豚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长江上难得一见。

  

  

  长江江豚

  船过扬州后,崔溥经氾光、宝应、白马等湖,目睹运河边“东岸筑长堤,或石筑,或木栅,绵连不绝”。据考证,这里正是里运河东堤的开始。到淮安府后,他又先后经过移风、清江、福兴、新庄等闸,这与《明史》中“淮口置四闸:曰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以时启闭”的记载吻合。葛振家指出,这四个闸就属于明初平江伯陈瑄主持整修的清江浦河道工程。

  大运河徐州段曾有吕梁洪、百步洪两处险要之处,急流似箭,猛浪若奔,每年都有大量官、商、民船在此覆没。嘉靖年间,明政府开凿南阳新河和泇河,以避开吕梁洪和百步洪。但是,在崔溥的运河之旅中,却无法避开吕梁洪和百步洪、。书中涉险过二洪的文字,至今读来令人胆战心惊:“(吕梁)洪在吕梁山之间,洪之两旁水底乱石,巉岩峭立,有起而高耸者,有伏而森列者。河流盘折至此开岸,豁然奔放,怒气喷风,声如万雷,过者心悸神怖,间有覆舟之患。”百步洪则是“乱石错杂,磊砢如虎头鹿角,人呼为翻船石。水势奔突,转折壅遏,激为惊湍,涌为急溜,轰震霆,喷霰雹,冲决倒泻,舟行甚难。”

  过百步洪后,崔溥特地登岸查看,发现两岸铺石极其牢固。陪同的中方官员傅荣告诉他,河两岸的铺石都是先用石板铺,再用铁锭加固,灌注石灰,以确保工程质量。崔溥不禁感叹:“治此路其有功于后世乎!”

  《漂海录》中,崔溥还对大运河水工设施的工作原理做了详细的说明,“水泻则置堰坝以防之;水淤则置堤塘以捍之;水浅则置闸以贮之;水急则置洪以逆之;水会则置嘴以分之”,他甚至详细描绘了堤坝堰闸是如何构筑的,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大运河水工史料。

  

  

  《国宝档案》介绍崔溥的纪录片

  “大抵百里之间,尚且风俗殊异,况乎天下风俗不可以一概论也。然其大概以扬子一江分南北而观,其人烟盛衰:则江以南,诸府城县卫之中,繁华壮丽,言不可悉……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沿着大运河北上的崔溥经过了十多个运河城市,真切感受到大运河给沿岸城市带来的繁荣,苏州、常州、扬州、淮安、徐州等江苏重要的运河商业城市的面貌,在《漂海录》中都有生动呈现。

  崔溥的笔下,苏州府“东濒于江,控三江,带五湖,沃野千里,士夫渊薮,海陆珍宝,若纱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从宝带桥到姑苏驿的运河两岸,“市店相接,商舶辏集,真所谓东南一都会也!”长江边的镇江则“东通吴会,西接汉沔,北达淮泗,南距闽浙,真四方都会之地也。”江南运河沿岸,“闾阎扑地,市肆夹路,楼台相望,舳舻相接”。江南的物产丰富,更使崔溥大开眼界:“珠、玉、金、银之产,稻、梁、盐、铁、鱼、蟹之富,羔羊、鹅、鸭、鸡、豚、驴牛之畜,松、篁、藤、棕、龙眼、荔枝、桔、柚之物,甲于天下”。

  

  

  明代江南城市

  崔溥对运河两岸的民风民俗也做了初步调查,并对江南江北风俗异同做了比较。民居方面,江南房子“盖以瓦,铺以砖,阶砌皆用炼石,亦或有建石柱者,皆宏壮华丽”,江北则多为“草屋,矮小者殆居其半”;服饰方面,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袴,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缎帽、马尾帽,或以巾帕裹头,或无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纱帽”,“江北服饰大概与江南一般,但江北好著短窄白衣”。

  江南江北女子的差异也被崔溥敏锐地捕捉到:“江南妇女皆不出门庭,或登朱楼卷珠帘以观望耳,无行路服役于外;江北则若治田,棹周等事,皆自服劳。”

  

  

  崔溥画像

  从一个朝鲜人的独特视角,《漂海录》记录了大量中国史料中未记或未详的史料,具有独特的价值。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评论说,以《漂海录》为代表的明清时期朝鲜人的中国见闻录,为我们研究明清社会风貌及中外文化交流开阔了视野。

  交汇点记者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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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邓晓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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