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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宿迁一百八十位抗战老兵 听他们讲述烽火岁月

来源: 宿迁网   作者:  2017-09-04 16:39:35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人民的伟大胜利由战士的巨大牺牲奠基。宿迁是革命老区,新四军在此创建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十九个主要根据地之一。数以万计的宿迁子弟参军打鬼子,许多人忠骨埋青山。自2015年起,我们宿迁晚报的抗战老兵寻访小组,采访了180位老兵,听他们讲述烽火岁月的英雄故事。

  为国仇家恨十四五岁上战场

  我们采访的老兵,平均年龄89岁。70多年前,他们还是十四五岁的乡村少年,大多不识字,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们懂得,决不能做亡国奴。

  1942年,葛聿品14岁,大哥葛聿祥、堂哥葛聿俊参加了彭雪枫师长的队伍,葛聿品也要从军。第一次报名因年纪小没成功,他不甘心,经常给新四军传递日军据点的情报。第二年再报名,成功了。不久,他夜间行军抬重机枪摔断了腿,不能上阵打仗,改做地下联络员,负责泗洪、宿迁、新沂等根据地之间的联络工作。“为了送信,我惯常一夜来回跑几十里地。日本兵封村,动不动上家里抓共产党,我家因为出了当兵的,房子被烧了三次。

  抗战胜利前夕,葛聿品带着游击队赶往新安镇执行任务,在一片林地遭遇一队日军,鬼子机枪大炮火力全开,葛聿品身边,战友一个个倒下。“子弹打完了,刀也砍豁口了,我们才突围。出去时几十个人,一晚上就剩下十几个,太惨了!”老人用双手捂住了脸。

  采访中,老人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家兄弟三人去打鬼子,只活我一人!”

  也是在1943年,也是在15岁,韩兆金参加新四军。

  韩兆金幼时,父母在苏州工作,他在宿迁老家读私塾。1942年前后,日军在苏州、上海一带狂轰滥炸,韩兆金的父母失业了,只得回老家,可日军的铁蹄已经踏上这片土地。一家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搭个窝棚住,没有吃食,“最后,把我的小妹妹卖了,换了两斗粮食……”韩兆金老人痛哭失声。

  韩兆金有文化,头脑活络,上级安排他做侦察兵,以孩子的身份做掩护,往来各乡镇,搜集日军据点的情报。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韩兆金拎着一篮花生,在一个叫“叶桥”的地方叫卖,忽然看到当地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这人平时不在家,组织上早就想抓他,一直没机会,当时我就想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他立即向上级汇报,同时严密监视汉奸动向。韩兆金和另外两名战友在汉奸家外埋伏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夜里,那汉奸出来上厕所,韩兆金和战友悄无声息地摸到他身后,没费一枪一弹将他抓获。

  说起与日军、汉奸周旋的故事,韩兆金时时提起战友的名字,无限感慨:“我这些好战友都牺牲了,我一次次死里逃生,替他们看到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不识得家人却不会忘记抗战

  有人说,时间可以抹去一切。但老兵的抗战记忆不会抹去,即使连家人都不认识了,也不会忘记民族的苦难和热血的青春。

  因为病痛,90岁的徐光彩记忆力衰退,常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候连儿子都不认识,但他记得:“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我们去时,徐光彩正坐在屋檐下,仰望着从檐上漏下的阳光,一声不吭。“前几年,他身体还不错,哪知今年突然糊涂了,走路都跌跌撞撞的!”徐光彩62岁的儿子徐乃会说。

  这样的老人还能给我们讲述什么?

  “您打过日本鬼子吗?”当我第四次大声重复这句话时,徐光彩的眼睛忽然转动了一下,他大声说:“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然后又陷入沉默。

  “您在哪里打过仗?”“打仗怕不怕?”“打仗受过伤吗?”我反复提问,果然,“打仗”这个词帮他在混沌中找到了记忆的头绪。

  “我父亲去世得早,娘几个靠要饭活命,我去当兵有吃的。”

  1944年,徐光彩参加了新四军,到山东一带打日本兵。他是炮兵,当过班长,用的是“六〇炮”,老人做了一个炮弹上膛的动作。“在济南那次打得最惨。那是6月里,小鬼子把我们困在一个山头整整一个月,天天下雨,一个月没吃过粮食,全靠吃山上的树皮树叶、野果子。”这一仗只有三成战士突围。

  徐光彩后来的讲述几乎全是碎片:“每天都行军,一夜要跑一百里地!”“我们武器不如人,要打游击战。”“冬天太冷了,手脚都长冻疮。”……

  当我们起身要离开时,他又大声说:“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今年94岁的王启,是唯一一个采访中没说过一句话的老兵。长期战斗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1952年,王启离开部队,回到宿迁。

  王启的儿子王克德告诉我们,父亲识字,在部队先是做文化工作,参加过大大小小上百场战斗。王克德说,父亲精神正常时,会讲抗战故事,会唱国际歌,会讲牺牲的战友,比如“日军经常狂轰滥炸,到处都是战友的尸体。”父亲精神出问题时,要到扬州的复员军人疗养院进行康复治疗。王克德说,先是爷爷送父亲去,他14岁时接替爷爷,带着父亲去扬州看病。

  采访中,王克德将抗战纪念章拿出来给大家看,原先对周边环境很漠然的王启一反常态,在之后的采访中始终专注于纪念章———或是仔细擦拭,或是挂在胸前,或是装进口袋里……

  老兵们已届耄耋之年,又有健康问题,采访很困难,但总有一些关键词宛如钥匙,能够打开他们的记忆之门……

  一生追求信仰不害怕不后悔

  老兵们出生入死,是奔着为民族争自由、为人民谋幸福的信仰,这信仰是他们一生的追求,从未淡化。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飞机坦克来勿怕,大刀挥起敌人跑!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桥!”

  这铿锵激昂的歌曲,是91岁、75年党龄的老兵戴大桃在唱。

  “1941年底,乡里和村子周边聚集了大量鬼子和伪军,周边几里地还有鬼子的碉堡,很多乡亲被鬼子打死了。”1942年1月,17岁的戴大桃“跟党走,抗日去”,先后进入新四军独立团第九连二排四班和陈毅警卫营。

  “那时候我们小队正在李口打骚扰战,多次偷袭成功,搞得鬼子白天加强巡逻,晚上只敢留一个人在碉堡前站岗。我们小队就计划烧碉堡。夜里,班长带领我们一个班,每人挑着一大挑秸秆,悄悄靠近碉堡。我主动请缨去堆秸秆、点秸秆。”戴大桃将秸秆堆在碉堡下点燃,并将燃烧着的小捆秸秆投掷进碉堡,碉堡终于被烧毁。

  戴大桃说,那时战士们最大的愿望是立下战功,火线入党。保安小队队长吴士奎(音)是队里唯一一位党员,他见戴大桃作战勇敢,便要介绍他入党,戴大桃很激动。吴士奎问他为什么要入党,戴大桃说:“打仗,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我不怕死不怕牺牲,我要跟着党解放全中国。”1942年3月的一天,一场战斗后,戴大桃在一片树林里秘密宣誓入党,距他参军仅仅两个月。

  抗战时期,宿迁地区为党输送了许许多多英雄儿女,女子顶起了半边天。1939年,16岁的华玉兰目睹日军暴行,不顾家人反对,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之后带着同村好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加入新四军小鬼班。

  华玉兰说,小鬼们年龄小的十二三岁,大的十五六岁,她是大姐姐,要时时处处照顾小鬼们。有一次,行军180里,没饭吃没水喝,又累又饿,老百姓见是一群孩子,很心疼,把家里的煎饼大葱拿给他们。华玉兰一口不吃,把干粮收起来。连长问她为啥不吃,华玉兰说:“留着给小鬼们饿了再吃。”

  因为华玉兰参加革命,村里恶霸将她父亲埋在雪地里,将她母亲吊起毒打,是新四军赶到把人救下。华玉兰把父母安顿好后,又跟着部队出发了。记者问她:“父母遭这么大的罪,你当时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后悔?”老人答:“不害怕不后悔。只有跟着党走,才有出路。”

  华玉兰1949年7月入党。她保存的党员证上,一笔笔记着她交的党费,5毛钱,6毛钱,1块8毛钱……没有落下过一次。

  今年5月,93岁的葛聿品去世。截至2015年5月,健在的宿迁老兵有1020人,仅仅3个月后,这个数字变成了3位数。而倒在胜利前的战士则无法计数。

  抗战老兵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只有今天仍然崇敬英雄的民族,才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民族。我们千里奔波,采写180位老兵,是希望一代代后人都能记住他们的故事,记住他们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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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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