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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教授回应三大质疑

中国江苏网-新华日报  2013-05-23 14: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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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江苏网5月23日讯 在5·18国际博物馆日之际,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与历史系学生会邀请该校历史系教授张学锋作了《隋炀帝陵——争论与真相》的讲座,聚焦近日备受关注的扬州隋炀帝陵考古发掘。讲座中张教授仔细释读了墓葬中出土的墓志,认为目前发掘的这座陵墓最终完工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并回应了民间三大质疑。

  “贞观”二字锁定修陵年代

  隋炀帝陵是在扬州一座楼盘的施工中被意外发现的。之所以断定墓主为隋炀帝,关键证据是出土了一块“隨故煬帝墓誌”。由于墓志的材质为石灰岩,容易受水侵蚀,墓志大部分漫漶严重,较难辨识。

  张学锋教授对墓志部分文字作了释读:惟随大业十四年太岁/一日,帝崩于杨州江都县(……)/于流珠堂。其年八月,(……雷塘)西。陵荆棘芜(……)/永毕,苍梧(……)/(……)贞观□□年(……)/朔辛(……)葬炀(帝……)/礼也。方(……都)/督府长(史……) (注:/为墓志换行符号,……为缺字)

  张教授说,综合史料,隋炀帝于大业十四年三月被宇文化及弑杀于江都宫,最初被萧皇后殡于江都宫西院的流珠堂;宇文化及率部离开扬州北上后,隋炀帝的旧部下江都太守陈稜粗备天子仪卫,当年八月将隋炀帝葬于江都宫以西的吴公台下;武德五年(622年)唐朝平定江南,唐高祖李渊诏令改葬隋炀帝于雷塘;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萧后死后,李世民让三品高官护葬,将其遗体送至江都与隋炀帝合葬。

  墓志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贞观”年号,这表明这次发掘的两座墓葬极可能是李世民为隋炀帝和萧后建的陵墓。墓志中“贞观”和“年”之间的数字极难辨识,这里可考虑为“廿几”年,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就指向萧后去世的贞观廿二年(648年)。

  “隨”字用法是否值得怀疑

  隋炀帝陵在扬州被发现后,有专家和媒体提出质疑,最主要有三点:一是国号应为“隋”,而非墓志上的“隨”(简化字为随);二是“大业十四年”(隋炀帝年号)不应出现在墓志上,应该用义宁二年或唐代年号武德元年;三是帝陵应该用金匮玉册而非墓志。

  对“隨”字的用法,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国号的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表示,这并不能构成质疑的理由。书法史上鼎鼎大名的《九成宫帖》,是唐太宗于公元632年让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写的碑文,其中两次提到隋朝都用“隨”字。胡教授告诉记者,“隋”字是杨坚称帝时所改,他不愿意新建立的隋朝像前面几个王朝那样短命,因此将“隨”字去掉走之底(“隨”有跟随之意),成为“隋”字。而伴随着隋朝灭亡,唐初又往往将“隋”字增笔写做“隨”。

  “对‘隨’字的质疑,在清朝就出现过,当时的金石学家看到唐初碑刻写成‘隨’字,就认为是写错了甚至是造假”。胡阿祥说,“其实唐初这样写很正常,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列出了《皇甫诞碑》、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唐高宗书写的《李卫公碑》等多处唐初重要碑铭,用的都是‘隨’字。”

  “大业十四年”是否为破绽

  墓志中出现隋炀帝的年号“大业十四年”,同样受到质疑。作家马伯庸在微博中表示,“大业十三年李渊拥立隋恭帝杨侑(隋炀帝之孙),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次年隋炀帝死后,谥炀。既然墓上明写隋炀帝,不可能还用大业年号,就算不书武德元年,起码得写义宁二年。”

  南京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徐忆农检索典籍后告诉记者,《隋史》是唐太宗在位时修撰的,的确刻意回避“大业十四年”,但也并非绝对禁止,例如《隋史·许善心》传中写道:“十四年化及弑逆之日,隋官尽诣朝堂谒贺,善心独不至”,明确记载宇文化及弑君时间为大业十四年。而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专门列出了“大业十四年”词条,称《隋书》、《北史》之所以只书写“大业十三年”,是因为修史者均为唐臣,遵本朝年号,但隋炀帝为天下共主,在世一天就应该称其年号。

  张学锋在讲座中列举了多种书写“大业十四年”的墓志,其中唐初《卢文构夫人月相墓志铭》中,有“大业十四年遇疾”,墓志为卢文构之子卢君胤所撰,卢君胤后入秦王府,成为李世民的属下;而洛阳出土的王德备墓志上书写“于时大业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卒”,该墓志撰于贞观十八年。综合以上资料,可见唐初朝廷对于“大业十四年”的使用比较宽容。

  帝陵里是否应出玉册而非墓志

  扬州学者李文才等人质疑,根据礼制,皇帝、皇后、亡太子用哀册,因此隋炀帝陵应该出土金匮玉册,而非墓志铭。

  胡阿祥告诉记者,金匮是指装玉册的金匣子。玉册分为几种,一种是皇帝祭天、封禅时放在宗庙里的,例如王莽就曾伪造玉册,制造天命归己的舆论;第二种是玉谥册,书写去世帝后的谥号,同样放在宗庙里;第三种叫玉哀册,写上歌功颂德的文字放进墓葬。玉哀册由子孙为本朝先皇所作,唐朝皇帝似乎没有理由为隋炀帝制玉哀册。“据我所知,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哀册出土于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子、懿德太子李重润的墓中,因此,目前还无法证明隋炀帝所处的时代用玉哀册陪葬。”胡教授说。

  另一方面,以帝后礼安葬时使用墓志铭也较常见,张学锋在讲座中提到,唐太宗宠爱的女儿新城长公主以“后礼”葬,出土的是墓志;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章怀太子墓出土墓志铭;南唐后主李煜降宋朝,死后其旧臣徐铉为他撰写的也是墓志铭,因此出土墓志也不应成为质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