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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的远因和近因
中国网  2011-10-09 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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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1961年国务院公布军政府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时,这里建立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1906年开启的君主立宪政治改革,一路走来,大体上风平浪静。即便发生了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去世这样大的突发事件,清廷的政治改革也没有抛锚暂停的迹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经历了1905年短暂辉煌后,很快就因清廷的政治改革而受到极大挫折,过去我们不明所以将那前后的吴樾舍身炸五大臣、徐锡麟舍身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以及同盟会领导层孙中山与章炳麟、陶成章等人闹别扭,章炳麟、苏曼殊、刘师培夫妇或设法回归社会主流,或设法谋求财政支持西天取经,凡此都可以看作是君主立宪开启对革命的遏制。这也符合积极推动君主立宪的戴鸿慈等人对立宪效果的判断,他们坚定的认为,立宪是一项有助于政治统治的大事业,立宪不仅利于君,而且有助于消弭革命,使革命在悄无声息中走向终结。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清廷在关键时刻出了状况,湖北新军首举义旗,一场原本具有极大希望的政治变革最终走上失败,两百多年历史的大清帝国顷刻瓦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湖北新军发动起义呢,武昌起义的目的究竟何在?

   四川局势在恶化

  简单地说,引爆武昌起义的是清廷的两个重要决策,以及此后僵持数月而没有结果的拖延战术。这些原本并不错误的错误终于激起新军官兵严重不满,他们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忍耐蹉跎后终于揭竿而起,表明立场。

  两个重要决策的第一个是将责任内阁弄成了亲贵内阁或皇族内阁,这使那些原本准备通过改革分享权力的立宪党人彻底失望,只是立宪党人不过是一批文人,他们即便失望也闹不出大乱子。但是第二个失误就不一样了,铁路干线国有则引发了全国性的抗争。

  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极大挫伤了民族资本的尊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四川,在哥老会及革命党人策动下,利用这个话题扩大危机。四川局势僵持不下,朝廷既不愿意接受教训,下诏罪己,终止或中止铁路国有化,或者宣布全额补偿绅商损失,或者如广西巡抚沈秉堃建议,请邮传部宣布将川汉铁路公司中所有零星民间股本一律偿还,至于川路中经营亏损、倒账亏损,也先由邮传部垫认。至于具体的责任,完全可以待事态平息后仔细调查。而邮传部和盛宣怀到了这个时候依然继续较真,与民争利,不愿让步,表示川路原有股东中有愿意在铁路国有化之后继续投资者,可以参照湖南的方式,按照一比一的比例配给国家铁路股票,一律分红分利;不愿继续投资的,参照广东的方式,一律实发六成现金,其余四成另给国家印票,分两年给还。至于川汉铁路公司实收股本,国家既全数认还,那么虚糜及倒账之款,也就包括在内了。这种拖泥带水的表态,虽然较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毫无疑问,已经对四川愤怒的绅民没有多大吸引力了。四川的局势仍在持续恶化中,并终于引发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的流血冲突。

  朝廷大约确曾想到用柔性办法化解危机,但为时已晚,只有按照本能坚持既定立场,予以镇压。然而赵尔丰能够调动的军队实在太少,外地军队也不是很快就能赶到。朝廷9月15日责成正在上海的岑春煊火速前往,然而这位素来强硬的大臣不仅发表一系列反对意见,而且弄到10月2日方才抵达武昌,却在那里向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表示身体不好,不去成都赴任了,要求朝廷开去他所答应的差使,准其回上海继续养病。

  岑春煊的病当然不是致命的,而是政治在起作用,是端方等人的无端攻击使他非常恼火。你们不是说我沽名钓誉想当内阁总理大臣吗,那我就此休息不干了还不行吗?

  朝廷对岑春煊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听之任之。对于四川的局势,只能另想办法另请高明。10月7日,朝廷谕令湖广总督瑞澂加派湖北新军,谕令湖南巡抚余诚格酌派湘军两三营迅速赶往四川,与先期前往的端方等部会合,以最大决心最大力量迅速扑灭四川骚乱,恢复秩序。

   第一个偶然事故

  湖北革命党早就有利用混乱局面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瑞澂奉命率部赶赴四川,武昌空虚,于是,革命党人一颗意外爆炸的炸弹就将整个局面彻底改观。

  对于四川的动向,湖北革命党人最为敏感,他们早就决定要利用四川的动荡局势大闹一场。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寓所集会,以为湖北新军主力调走后,武昌空虚,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鉴于对形势的共识,刘复基建议如果此刻发动起义,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都应该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进行合作,“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同心协力,争取胜利,胜利了一切都好说;失败了,一切都不用说。

  与会者赞同刘复基的动议,同意搁置各自机构和力量,共组新的领导机关,只是他们感到留在武昌的革命党,好像还没有谁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去领导这场武装起义,讨论的结果是派遣居正、杨玉如前往上海邀请黄兴及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宋教仁、谭人凤前来武昌主持。

  上海的确信迟迟没有送达,而湖北的形势又在急剧发展,无法等待。9月23日,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再次集会,鉴于黄兴、宋教仁等迟迟不能前来,决定组建统一的武装起义指挥部,公推蒋翊武任军事行动总指挥,专管军事;推共进会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管民政。至于关涉全局的重大事件,由他们三人集合大家共同讨论,集体决定。

  统一的指挥机关构建后,他们又在第二天(9月24日)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这个计划在后来的行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起义被迫提前后,各项计划被严重打乱,各参战部队还能运动自如举行起义,其实就是这个计划在指导着大家的行动。

  对于起义时间,这次会议暂定为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阳历为10月6日。他们认为,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一个富有革命意义的时间点,这大约也与元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政治传闻、政治传统有关。

  9月24日的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然而就在会议当天,南湖炮队士兵因与长官冲突发生哗变,武昌局势突然紧张,官府加强了控制,甚至有传言说革命党人将在八月十五中秋节起事,风声所播,武昌三镇官吏颇为震惊,但是没有真凭实据,也只好故作镇静,其恐惧的心理却日甚一日,军方高层下令新军各标营提前一天过中秋,在营休息,不许外出,不许过量饮酒。十五日中秋节当天,更是全城戒备,如临大敌。

  日趋恶化的局势迫使孙武、刘公、刘复基等人改变日期,因为按照原先的计划举行起义,非败无疑。他们或主张将起义日期改为农历八月十八日,或主张改为八月二十日。至于行动方案,他们仍然主张按原议进行。

  农历八月十八日为阳历10月9日。这一天中午,孙武、刘公在起义总指挥机关,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置炸弹,试验炸药。炸弹共有三枚,均为黄复生、喻培伦等人几年前从日本带回来的,准备用来炸端方的。

  这些炸弹每件能够装五六磅炸药,他们给这些炸弹填满炸药后送到武昌,准备用来炸湖广总督衙门。下午三时许,刘公的弟弟刘同进来观看装填炸药,他手里拿着点燃的纸烟突然有一个火星落入装满炸药配料的面盘里,立刻引起熊熊大火。这是第一个偶发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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