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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军政府的成立、作用及性质
中国网  2011-10-09 1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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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战斗仅仅进行了一个晚上,义军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武昌。由于发动参与起义的主体为湖北新军的士兵和部分下层军官,他们对突然而至的胜利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做,先前那些具有革命思想的领导者或被抓或被杀,起义官兵在胜利之后一下子陷入另外一种困境。

   寻找黎元洪

  组织武昌起义的有文学社、共进会,这些后来被誉为革命的组织在先前确实考虑过起义成功后究竟应该怎样办。他们想到过起义后的政治架构及新政府的人选,想到过怎样与外界沟通怎样宣传。但是在过去几天,由于武昌局势骤然吃紧,先前许多准备及计划都跟不上变化。现在发难既成,而参加者虽说不是乌合之众,但要让他们拼凑出一个什么临时政府,那么根本不需要远在北京的朝廷动手甚至发令,留在武昌城里的高阶层军官就能自动出手平息这样的哗变。

  基于这样的分析,组织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在起义前就有相当安排,他们不会在发难成功后居功自傲,抢地盘,他们会及时推举一个具有全国威望或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出面主持。只要能够坚持一段时间,相信天下思乱人心思同,武昌首义就一定能够获得其他地方的回应乃至响应追随,武昌义军就能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中坚持下去。

  现在大功告成了,怎样善后成了问题。几个起义军官蔡济民、邓玉麟、张振武、李作栋、王文锦、李翊东、陈磊等商量后,决定前往咨议局讨教。咨议局是过去几年清廷政治改革中一个最有实际效果的政治机构,咨议局议员靠选举,因而这些议员敢说真话敢担当,对地方政治地方事务都有相当责任心和热情。

  10月11日一大早,蔡济民等人来到咨议局,他们和驻局议员沈维周进行了沟通。义军领袖向沈维周介绍了大致情形,并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总督衙门在昨晚战斗中遭到很大破坏,将要设立的军政府准备借用咨议局这块风水宝地;二是请议长汤化龙出来主持;三是请咨议局接收武昌财政机关。这三点要求虽然并不是太大的事,但对沈维周来说,还是没有办法立马答应。他们商量的结果是一起去找汤化龙,只要汤化龙出来主持,其他的事情就都好办了。

  进士出身的汤化龙曾留学日本,学过法政,有着丰富政治阅历和广泛人脉,是先前国会请愿运动重要参与者,也是1910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主席,是皇族内阁最早最坚定的反对者,其政治态度非常明白,那就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然而到了皇族内阁出台且清廷坚决不予更正,不愿另行任命非皇族出身的政治家为内阁总理大臣时,汤化龙的态度已经变化,他利用湖北咨议局这个工作平台,与相邻的四川、湖南等省立宪党人密切联系,本来就准备寻找机会向朝廷发难,逼迫朝廷收回成命,放弃或修改铁路国有化政策,不要与民争利;任命新内阁,扩大统治基础,让立宪党人真正分享权利。正是汤化龙和立宪党人闪身而退站在清廷对立面,终于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终结。

  当然,对于10月10日的新军起义,汤化龙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当沈维周、陈磊等人前往汤宅请其出山时,汤化龙竟然躲了起来,不肯出面,因为他对未来情形实在不敢乐观。咨议局议员胡瑞霖对汤化龙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下一步怎样走还要靠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阁下为省咨议局议长,在目前情形下为湖北人的主心骨,阁下如果老是躲着不出来,必犯众怒。与其如此,不如挺身出面接见这些义军领袖,告以文人不知治兵,请他们另请高明,以免贻误大局。

  胡瑞霖的说法肯定打动了汤化龙,何况汤化龙本身早已就具有抛弃清廷另寻新路的潜质呢?当天上午十一时许,汤化龙带着七八位议员来到咨议局,与义军领袖蔡济民等人一起商量相关问题。

  起义军在第一天的作战中只是夺得了武昌,汉阳、汉口还都在清军手里,起义军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要寻找到一个重量级的领袖人物,因为义军中原本有机会有资格担当此任的蒋翊武、孙武、刘公等,此时都还不知下落,而此时担任军事指挥官的吴兆麟的军阶只不过是个队官,显然也不是领袖人物。而汤化龙在胡瑞霖的授意下,已经表态文人不知治兵,他可以出山,但实在没有能力去统领军队,去保卫武昌,并夺取汉阳和汉口。有议员刘赓藻提到黎元洪可能比较合适,新军方面也获悉黎元洪正在武昌城里一个部下家里躲避。而黎元洪又是革命党人过去曾经考虑过的对象,于是汤化龙和义军首领及咨议局议员一拍即合,那就非黎元洪莫属。

   军政府成立

  黎元洪是被民国史严重妖魔化了的人物,其缘故主要还是因为民国法统,因为黎元洪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总是站在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对立面,尽管不是黎元洪个人要这样。假如历史主义看待黎元洪,我们虽然不必像章太炎那样如此酷爱黎元洪,以为他是尧舜之后最伟大的政治家,但他确实在民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地位,是民国政治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生于1864年的黎元洪,时年四十七岁,正当盛年,也是一生中事业的顶点。他是湖北黄陂人,所以在民国史上又被称为黎黄陂。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应该算是严复的学生;1888年入海军服役,应该算是李鸿章的部属;1894年参加甲午海战,战后追随张之洞,成为张之洞赏识的门生。

  由于黎元洪见多识广,与各路英雄都有相当结交,因而他不但在清朝官场一路顺风,成为张之洞信赖的军事干才,统领着张之洞手下大约一半的兵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被革命党人早就相中,以为黎元洪的进步思想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如果给予适度推动,黎元洪一定会成为革命党。湖北新军革命党人在1911年春天谋划将来某一时刻进行起义时,就将黎元洪作为一个争取目标。

  黎元洪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并不意味着他此时就是革命党。事实上,他和当时军界领袖的一般看法一样,都是君主立宪体制的信仰者,对于既成体制的忠诚也是不必怀疑的,他们相信只要朝廷真诚改革,向着立宪的道路走去,终有一天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只是他内心深处谨厚善良,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当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黎元洪内心深处也开始起了一些波澜,也觉得朝廷的一些做法可能比较过分,因而出于本能,对正在兴起的保路运动给予适度同情。但是从总体而言,黎元洪此时还是比较反感暴力革命,反感将朝廷作为革命对象,他大约就此也说不出什么新的理由,不外乎是康有为、梁启超多年来鼓吹的那一套,即革命的破坏力太大,太不经济而已。所以当武昌起义发动后,新军中的革命党派员给黎元洪送信,希望他适时投身革命领导革命时,黎元洪毫不犹豫手刃来使,杀一儆百,希望用这种办法平息新军中的骚动。

  这一次黎元洪显然判断错了。他根本没有料到这一次的哗变这么厉害,当起义军向他的指挥部发动进攻时,他的部下似乎也准备有所发动,黎元洪预感今非昔比,情形不妙,于是在随从陪同下躲进了一个部下的家中。

  起义军获悉黎元洪的藏身地方之后,遂派员来请。黎元洪明白表示:兄弟带兵这么多年,并不刻薄,各位弟兄何必如此与我为难,穷追不舍?各位闻言立即表示,我等来此没有一点儿恶意,我们革命军此来只是请黎大人出山主持大计,并不是要加害于黎大人。黎元洪说,据我所知,革命党人才济济,我黎元洪又能做什么呢?各位众口一词表示,黎大人平时带兵最得人心。现在武昌城的革命党都是军人,如果没有众望所归如黎公者,谁能领导这一切,谁能保证不再发生什么意外呢?

  革命党的诚恳态度肯定深刻影响了黎元洪,而且军人职责和多年带兵经历也使他不能放弃如此责任,他肯定想到,哗变的都是湖北新军,不论这些新军士兵是不是自己的部属,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官予以领导予以管理予以约束,那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职业军人责任心使黎元洪无法退却,他坦然问道:那么到什么地方,向什么人接洽呢?来人答道,到楚望台,与吴兆麟接洽。黎元洪立马表示,吴兆麟乃我的学生,富有军事经验,也有领导能力,今天的事情有他一人足够了,黎某可以不去了。来人以为黎元洪仍然没有参与革命的诚意,于是强调,黎大人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其实,黎元洪的意思应该是,今天的事情并没有闹到无法收拾,吴兆麟完全有能力将这个事情处理好。作为吴兆麟的老师,黎元洪相信自己的学生没有错,只是他的表达在那种气氛中被误解了。于是各位士兵簇拥着黎元洪前往楚望台。

  黎元洪一行还没有赶到楚望台,吴兆麟已派人举枪吹号列队欢迎。尚未在思想上发生根本转变的黎元洪见到吴兆麟不免一番指责,说你吴兆麟已到而立之年,也都老大不小的了,为什么做事还这样毛毛躁躁?我们是大清国的军队,昌言革命组织造反,就是犯了杀头之罪,甚至要株连全家。你吴兆麟学问不错,资格也深,怎么能够糊里糊涂就这样煽动造反了呢?黎元洪让吴兆麟下令解散这些闹事军人,让各位兄弟赶快返回各自驻地,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以免不可收拾。

  从逻辑和伦理层面说,黎元洪的这一番训诫是合乎其身份的,也是对新军弟兄的爱护。只是他这番说辞引起了一些新军士兵的不快,一时剑拔弩张。吴兆麟出面劝住各位兄弟,又慢慢向黎元洪详细介绍了武昌城昨天夜里所发生的情况,刻意强调瑞澂出任湖广总督以来,措置乖张,激起湖北军队全体革命 ,足证清廷无道。经过昨晚战斗,瑞澂和张彪等高官差不多都已逃走,现在只有黎大人一人还在武昌城。黎大人素爱军人,甚得军心,现在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黎统领黎大人出山维持局面。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场景的典型性类似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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