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素以“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名世。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以及南唐、明朝、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都曾先后定都于此。在2500年的建城史上，南京城有450年是作为国都而存在，与北京、西安并称为三大古都。然而，在此建都的王朝大多短寿夭折，而南京城又屡经离乱和浩劫，因此，这座城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总是和短命王朝、偏安朝廷、伤感之地、悲情城市等等纠结在一起。

　　但是，历劫与偏安、耻辱与哀怨，只是南京的一个侧面，甚至是表面。我们过去习惯于从历史的细节里挖掘南京城的气质和标签，伤感和忧郁仿佛是这座城市的宿命。但从宏观的角度重读南京，把它放到国家民族的历史长河里，去探寻它在那些最惊心动魄和波澜壮阔的关口，对文明文化和国祚民心所起的作用，就会发现，它更多地承载着救亡图存、繁荣文化、走向复兴的责任和使命。

　　救亡图存  薪火相传

　　与其他曾经的古都不同，南京的独特性，体现在它屡次承担过中华文明“救亡图存”的使命。一旦中原和北方遭遇游牧民族的致命性冲击，南京就会成为中原华夏文化的避难所；一旦国家重新恢复大一统的格局，南京则把这文明的火种，重新交还给中原大地。

　　汉末以来，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内迁，渐呈对中原的包夹之势，以致西晋初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而“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胡人趁机起兵，沃土中原顿成杀戮之所。“五胡乱华”加诸汉人的是种族屠杀和同类相食的文化倒退。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晋怀帝沦为匈奴人俘虏。5年后，长安城也最终陷落，西晋王朝不复存在。于是，那个时代里代表华夏文明最主流、最精英的中原士族和汉人百姓，不得不离开长安洛阳，涉险渡过长江天堑，来到南京，依靠江流和高墙坚壁来抵御胡人南犯。这就是著名的“衣冠南渡”。南京城从一个三国时代的繁华吴都，一举成为挽救华夏文明于江左的雄关堡垒，历时104年。

　　东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由汉族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宋、齐、梁、陈，均定都南京。虽各自存在仅仅有几十年，但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黄河流域的北朝诸国，统治者要么出自鲜卑，要么是与鲜卑有着密切关系的汉人。虽然北朝孝文帝推行民族大融合的汉化改革，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范文澜先生评价说，正是东晋和南朝对中国南方的开发，使得隋唐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

　　唐朝末年，藩镇坐大，遂开五代十国的分裂之局。在“五代”之中，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国之君都是沙陀人。同时，北方的契丹军事力量日渐壮大，不断向中原地区渗透扩张，汉族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而相对于“五代”来说，“十国”因为大多数定都中国南方，少受中原干戈的影响，使得继承自魏晋的汉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和东晋、南朝一样，五代十国期间，大量的中原人士移徙南方以避祸乱，带来了中原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使得源自黄河的华夏文明在长江以南薪火相传。在“十国”里面，最为著名的南唐就建都于南京。相对于北方的“礼乐崩坏、文献俱亡”，南唐则是“儒衣书服，斯文未丧”，而且发扬光大。

　　公元1127年，金兵攻占北宋的东都汴京，徽钦二帝被俘。同年5月，康王赵构在河南商丘称帝。2年后，节节败退的宋王朝渡江来到南京，宋高宗准备以江宁为“东都”，并在公元1129年驻跸江宁，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但南下的金兵势不可当，建康城成为几度易手、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在南京陷落仅半年后，公元1130年春，宋军几大主力在南京附近集结，再次与金兵寻机决战。在著名的牛首山大捷之后，名将岳飞一举收复南京，金兵仓皇北渡。而韩世忠则率水军在镇江与南京之间的黄天荡江面加以拦截，金兀术仅以身免。建康城一役，南北军事力量的天平重新恢复到了原点，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金兵再未萌生渡江之志。正是南京的战斗，保住了南宋王朝100年的“临时之安”。

　　可以说，“五胡乱华”后的数百年，凡是北方被少数民族侵扰和占据时，一直是南京在接受、捍卫和滋养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华夏文明。如果没有大江之畔的这座古城，我们也许要去想象一个忘了汉典唐章、失了峨冠博带的陌生中国。

　　偏安一隅 文化繁荣

　　习惯了“六王毕、四海一”式的思维，南京的文采风流就容易被贬低为一种“偏安王朝的文化”。但是，与其说是南京选择了偏安，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文化选择在南京偏安。回望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繁荣，需要军事和经济的发展，而文学创作，甚至需要一点点政治上的悲情，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南京既有长江天险可抵胡马，军事上得以韬光养晦；又有腹地江南，“衣冠南渡”之后几成天下粮仓；同时，中原的陷落，离乱的忧愁，让避居南方的汉族士大夫伤感不已。有了新亭之泣，才有后世一篇篇怀古思人的金陵文章。因此，自东晋定都南京以来，中国的文化重心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千里大转移。用谭其骧先生的话来说，“……自是而后，东南人物声教之盛，遂凌驾北土而上之。”可以说历代王朝在南京偏安之时，多是文化百舸争流、群星闪耀之际。

　　南京首先是当之无愧的诗赋之都。早在三国时期，吴地百姓的民歌对后代五言绝句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晋偏安建康，产生了陶渊明这样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诗人。南朝偏安建康，其文运之昌，可谓空前。此时讲求平仄粘对的近体诗一举取代古风玄言，一时间名家辈出，谢灵运、庾信、鲍照，上承魏晋，下辟隋唐，蔚为大观。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则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降至隋唐，南京已经开始呈现出天下文枢之气象。诗仙李白出生于远离中原的碎叶城，南京是他心中的文化圣域，以至于曾建议迁都南京。他传世的800多首诗，和南京有关的就有近200首之多。南唐二主的绝美词章已经成为不朽，眼角甚高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也忍不住赞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矣。”除了催生出中国古典诗词的大量传世名作，南京本身也已经成为被反复抒写的重要主题。

　　南京还是一座群星璀璨的书画之苑。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所创新定型的楷书、行书、草书，为后世万代所宗。画家顾恺之，“画有苍生来所无”，《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画作成为后世工笔画的典范。几乎同时代的雕塑大师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器度巧绝”，一改汉魏以来佛像形制粗朴、不足瞻敬的风格，为“百工所范”。五代南唐间，顾闳中绘成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描神摹态，登峰造极。同时，南唐画苑催生了像徐熙、董源、赵千、巨然、周文矩和王齐翰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画家，开启了北宋画坛300年的兴盛。清三代间，南京产生了以龚贤为首的“金陵画派”。而在中国画坛上施惠无涯的教科书《芥子园画谱》，也出自南京。近代以降，南京画界依然大师辈出，诸如徐悲鸿、傅抱石、刘海粟、钱松喦、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

　　南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名著之城。在这里诞生，或者和这里息息相关的典籍、小说、理论作品，比比皆是。《世说新语》里知识分子众生态，让后世文人追慕不已。南朝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诗品》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的文学创作，从“坎坎伐檀”式的原始随性走向法度森严和成熟理性。明初，多达两万多卷的、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在南京编撰而成。明末到清代，南京产生了许多知名文学家和一流文学作品。《桃花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都以南京的历史为背景，以金陵城的景物民情为素材。此外，清初学者黄太鸿《西游记证道书跋》就考证《西游记》“篇中多金陵方言”，而《三国演义》里龙蟠虎踞的石头城更是家喻户晓。四大名著中，就有三部和南京城有关。

　　南京还是一座佛教之都。公元247年，孙权为印度僧人康僧会修建了江南地区最早的佛教寺庙“建初寺”，成为佛教在中国南方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公元520年，印度僧人达摩来到南京，一苇渡江，在浦口定山寺面壁修行。此时梁武帝萧衍奉佛教为国教，身体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所描摹的就是当时佛教之盛。汉传佛教主要有8个大乘宗派，其中法眼宗，源于南京的清凉山；三论宗的祖庭，在南京郊区的栖霞寺；牛头宗的发祥地，是南京雨花台外的牛首山；天台宗的创始也与南京息息相关。南京也是中国最早、最多瘗藏圣物的地方，南京长干寺地宫的考古发现，其中阿育王塔供奉着佛顶骨舍利。明初的大报恩寺塔，近80米纯以琉璃烧制而成，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也是在南京，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被称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则一直是世界性的汉文木刻佛经出版中心，最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京更是中国教育科技史上的重要文枢。三国时期的学者王蕃写出了中国天文学重要著作《浑天说》，陈卓创建了全天恒星体系。南朝的祖冲之编制出了新的《大明历》，计算出了圆周率，甚至复制了指南车。南京对一部中国科举史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明成祖朱棣因“天子守边”迁都之后，留都南京依然是名符其实的天下文枢。明清两朝，600年里江南才士辈出，以至清朝一半的状元、一半的国家官员，都出自金陵城的乡试。曾国藩生平引为自傲的，不是率湘军子弟克复金陵，也不是以汉人而封一等侯爵，而是能够座主南闱，在金陵城开科取士，看天下英才尽入其彀！

　　成败功业，易归尘土；道德文章，能照千秋。疆土和征服，从来不是历史的全部；文明和文化，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南京是永筑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折射着我们文化里最优雅气质、最聪敏才华的记忆符号。

　　英雄之城  胜利之都

　　避难之所、偏安之隅，似乎总和懦弱与妥协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仔细留意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南京绝非如此。举凡在外族入侵的动荡关口，它都见证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抵抗和胜利反击。

　　公元383年，氐族人的前秦向偏安南京的东晋发起最猛烈的一次进攻。前秦皇帝苻坚亲率90万大军从长安南下，行军队伍绵延千里、投鞭断流。在安徽寿县淝水之畔，两军隔河对峙。来自南京乌衣巷里“王谢之家”的东晋统帅谢玄，用激将之法，诱使苻坚后撤而自乱阵脚，晋军的八千精骑趁机抢渡淝水，于是八公山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苻坚的近百万大军，顷刻土崩瓦解。此战以弱胜强，一举遏制了五胡乱华后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的侵扰势头。

　　此后的1000多年里，举凡汉民族抵御外族的战斗，总是在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展开，而素来温文尔雅的“南人”成为最为悲壮惨烈的勇士。从状元丞相文天祥到尚书大臣卢象升，从说一口吴侬软语的陈子龙到白袍少年夏完淳，从崖山蹈海的宋人到江阴城不肯剃发的百姓，甚至秦淮河上的窈窕歌姬，他们都懂得，南京和南京背后的江南，是他们精神和文化的最后归宿，他们不仅仅在为汉疆唐土、一城一池而战，更是在为民族的衣冠礼仪、道德文章而战。

　　至于70多年前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正是南京城军民顽强抵抗，使得日军在淞沪、南京的战斗中付出了惨重代价，日酋才恼羞成怒，必欲屠城以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

　　正是这种英勇抵抗的精神，让南京不止一次主动开启过恢复文明、昌明国运、人心来归的大复兴、大转折。在这个意义上，南京每每是中国走向胜利和复兴的标识。

　　公元410年，离淝水大捷18年，东晋大将，也就是后来的南朝宋武帝刘裕，率部从南京誓师北伐，“气吞万里如虎”，一举消灭了鲜卑人建立的南燕，俘获国君慕容超。6年后，他挥师克复长安、消灭后秦。此时，离长安城被匈奴人征服，恰恰是100年。这代表着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在偏安南京、休生养息100年后，主动出击，取得了对北方异族的战略性军事胜利，将文明的地缘从长江沿岸重新推回黄河流域。

　　公元1367年，徐达和常遇春的北伐部队从南京出发，一路披靡，直逼大都。一年后，元顺帝仓皇辞庙，曾令欧亚诸国闻风丧胆的蒙古王朝土崩瓦解，重新恢复汉人王朝的一统天下。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推行休生养息、打击贪墨的政策，定鼎南京虽仅53年，他却已成功地打造了一座“人穷奇谋，地穷其险，天造地设”的亚洲第一城。

　　公元1405年7月，明代航海家郑和开始了壮丽的七下西洋之旅。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也是国力鼎盛的标志。而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发源地、起锚地和硕大无朋的宝船制造地，也是郑和生活了30多年的城市。

　　公元1912年，南京再度把中国引向历史的大路口。这一年的元旦，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标志着满清王朝的正式覆亡和共和时代的开始。公元1945年9月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黄埔路的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这标志着经过8年的苦战，中国人取得了抵抗外辱的最终胜利。1949年4月23日，总统府上高扬的红旗，拉开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转折大幕，预告了一个崭新中国的诞生！

　　历史不会抹去那些关于丧权辱国条约、关于屠城、关于沦陷之都的悲伤记忆。但历史也同样记住了恢复汉室、肇始共和、浴血抵抗、凯旋还都的光荣，更记住了新中国取代旧王朝的伟大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