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一把胡琴，准确地说是四弦琴，内蒙古东部较流行的那种。大号四弦琴是民间艺人说书——“乌力格尔”用的。父亲的那把也是大号，他拉着它说“乌力格尔”，唱民歌。

　　记得我小时，天黑后屋里点着油灯，外边刮着风沙，父亲靠炕上被摞坐着，缓缓吟唱哀婉的民歌，如《嘎达梅林》、《陶格陶》、《努恩吉雅》。唱着唱着，他的眼角或妈妈的眼角，就挂出些泪水来。说来奇怪，内蒙古的民歌，尤其流行广泛的民歌，以曲调忧伤哀婉和叙事悲悯惆怅的为多。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许久，近年来听科尔沁、鄂尔多斯的民歌，悟出些道理：一百多年来，大片草原开荒开垦后沦为荒漠沙地，科尔沁和鄂尔多斯情况尤为严重，失去牧场的牧民们常常通过伤感的民歌来抒发胸臆。

　　那时父亲常被邻村邻旗的人请去吟唱或说书，我也跟着去，替父亲背胡琴和酒壶，人们笑称我是父亲的“苏勒”——小尾巴。走在一条漫漫的沙路上，父亲说这就是当年有名的“嘎达梅林小路”，原来是一条林中小路，后来成了荒漠沙路。当年嘎达梅林是为了反对科尔沁草原的达尔罕王爷出卖草原招垦开荒而起义造反的。那时草原上的王爷们都在北京或奉天(沈阳)拥有豪宅府邸，常年在那里吸大烟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开销很大，光靠卖牛羊是不够的，于是在奸商或军阀的唆使下出卖草原，招垦开荒。然而草原植被也就半尺一尺厚，下边是沙质土，一经开垦没几年就沙化。那时候把招垦开荒叫“出荒”，科尔沁草原共“出荒”大小11次，之后就成了科尔沁沙地。父亲年轻时曾被征去当过几年兵，他的团长当年跟随嘎达梅林打过仗。父亲随军队走遍科尔沁和呼伦贝尔草原，对日益沙化的草原有了更多的了解，拉胡琴说唱也是从老团长那里学来的。

　　父亲40岁时成了家乡一位颇有名气的“胡尔其”——说书艺人，那时我已经外出读书了，有一年春节回家，村人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一次父亲到外村说唱回来在沙漠里迷了路，在沙坨顶被一群饿狼围住无法脱身，索性就坐在坨顶拉胡琴唱起了民歌。从傍晚唱到天亮，围困他的几只狼都趴在沙坨根，当太阳升起时狼们个个神情沮丧萎顿，伸起懒腰，然后悄然消失在沙漠中。

　　上世纪60年代父亲被旗里授予“民间艺人”证书，还被请到库伦和通辽市说书馆说唱多日。上世纪80年代后期，春节，村里组织拜年，晚上请父亲说唱民歌。开始满屋子人，没多久就稀稀拉拉，说是隔壁放武打录相，还有舞会。屋里只剩一位孤老人桑吉奶奶。父亲收起胡琴，对桑吉奶奶说，到我家去吧，我给你一人唱一夜。那一夜桑吉奶奶喝着热茶吃着瓜果听父亲说唱，一双老眼哭肿了老高。

　　父亲过世后我有一年回家，突然想起了父亲的那把胡琴。问弟弟，他说放在仓房里，可仓房里没有。母亲说，问你妹夫吧。妹夫曾跟我父亲学拉胡琴。妹夫开始翻箱倒柜，最后一拍脑门，说放在牲口草料房了。我说去拿来吧。妹夫挠头不语，苦笑。妹妹从旁插言：现在没法拿了，里边堆满了草料。我过去一看，果然，两间草料房从地面到顶棚堆满了新切割的寸短苞米秸子草料，一直堵到门口，父亲的胡琴挂在里边的墙上。妹夫说等开春后空出草料房就能拿出胡琴了，也就是说，他家两头牛一头驴吃完这些草料，我才能见到父亲的遗物。

　　我的心气得颤抖。我冷冷地对妹夫说，我明早离开，这次我肯定要带走父亲的胡琴，你看着办吧。

　　第二天早晨，我正饮告别酒时，妹夫出现了，他头脸和身上沾满草屑尘土，袖子也挂破了，手里拎着父亲的那把胡琴。胡琴少了一只琴耳，三色飘带脏黑不堪，四根弦断了三根，我一见父亲旧物便泪如涌泉。

　　如今父亲的胡琴挂在我北京的书房墙上，擦去尘土，配饰一新。每当春季，沙尘暴来叩打门窗时，我似乎听见墙上的胡琴在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