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国际刑侦专家李昌钰
坛主简介 李昌钰，美籍华人，法庭科学博士，著名国际刑事侦查专家,美国纽海文大学终身教授。他以超群的侦破手段、精湛独到的刑事侦查与鉴定技术誉满国际，因屡破奇案被誉为“当代福尔摩斯”、“物证大师”、“科学神探”、“犯罪克星”、“华裔神探”。李昌钰1938年生于江苏如皋，幼年时举家到台湾。1959年，李昌钰从中央警官学校毕业成为台北一名警察；1965年，身揣50美元到美国留学；1998年，出任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厅长，成为美国警界职位最高的亚裔人士；2000年，他正式退休。李昌钰从警30年，共参与调查各类案件8000多件，迄今已获全世界800多个荣誉奖项。
核心提示 我一生处理过很多案件，从调查美国总统到一般的平民，一直坚守着“诚”和“信”的原则，凡事让证据说话。
人的一生不可能很平坦，总是有高有低，有痛苦有快乐，要一步一步慢慢走过来，这样才叫人生。
运气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坚守理想，永远不要说“不”。一定要知难而上，知不可为而为之；一生只做一件事：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成功，除了要有“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精神，还要勤俭敬业、团结合作、持之以恒、节省时间、淡泊名利。
很幸运做个中国人
我已经四次回家乡如皋，两次到南京。每一次回到祖国，我都发现变化很大，不论是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是边远地区的小城市，都有很大的进步。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做到明察秋毫、断案如神？因为很幸运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眼睛”特别好，做事能专心。美国警察笑我们中国人眼睛小，我说他们眼大无光，在现场看不到东西。后来美国刑警队长就爱学中国人，眯着眼睛判案。我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厅长，就是要证明给世界看，外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也能做。如今美国老师给小学生布置“长大了要做什么”的作文，以前不少孩子的答案是做总统，现在是要做“李博士”。最近美国政府又颁给我一个最大的勋章，这个勋章主要奖励那些不是在美国出生但是对美国有重大贡献的人。我很高兴中国人不仅在美国能参与到主流社会，还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力。我有个助手，他一生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国人，学说中国话，学习用筷子。后来他在中国找了个北京太太，他说自己变不成中国人，他的下一代也要变成中国人。
我在美国的奋斗史 其实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尝试做一件事，那就是尽量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人的一生就像一个漫长的爬坡，有着高低起伏，高的时候不应该骄傲，低的时候也不要气馁。我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县，很小的时候就来到台湾，父亲在我年幼时就去世了，妈妈独自抚养了我们兄弟姐妹13人。在我眼中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中学都没毕业的她要求我们13个人，人人都要拿到大学学历，攻读博士学位。很多人问我一生最敬佩的人是谁，我说是我妈妈；最怕的是谁，我说也是我妈妈。到了台湾之后，家里从很有钱到一无所有，我念中学的时候就开始送报纸养活自己，念大学的时候，没有钱交学费。当时在台湾，只有军官大学和警官大学读书不要学费，于是我便去了警官大学念书。
我从警官大学毕业后，在台北市警察局服务，当时侦破案件很简单。有一次破案，我们抓了7个嫌疑犯，一开始，大家都不招供，于是就把7个人都带到后面小房间，5分钟之后出来，7个人都招了，但招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们破的案比实际发生的还要多，其实中间有很多人是被逼打成招的。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除了刑讯之外，是不是有其它科学的办法可以破案。
后来我带着全部家当50美金去美国留学，不会讲英文，和我太太去闯天下。到了美国才发现，美国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满地黄金。在美国要出人头地有两个途径：一是出身名门贵族，例如姓肯尼迪或者洛克菲勒；第二个办法就是“勤俭敬业，努力工作”，我在纽约医学院做研究员，每天工作到半夜三更、在餐馆端盘子、教中国功夫……什么都干过。
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我花了19美元买了个玩具打字机，报告都是用这个很小的打字机打出来的。后来这个打字机随我们搬了好几次家，大概4年前被拍卖掉了，卖了4000美元。我太太说我：“你真笨，如果你当时买上100台打字机。那么我们今天就发财了。”
我在美国开始重读大一，很多人都很不理解，因为如果在台湾，我大概可以念研究院了。但是我觉得自己根基不好，尤其是英语，讲得十分不流利，所以我决定从头开始学习。我以两年半的时间修完了四年大学课程，获得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及分子化学硕士、生化博士学位。打破了纽约大学历史，从来没有一个人一年拿到博士学位。并非我考试作弊，这都是我辛勤工作的结果！中国人最优秀的传统美德就是勤劳。
在美国什么都要钱，连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都要钱。我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是在家里毕业的。我女儿说：“爸爸，要有证人证明你毕业了。”所以我们只好放了个长颈鹿玩具在典礼上做证人。
美国学校的毕业典礼都要请名人来演讲，除了给演讲费，还要聘他们为荣誉博士学位。每讲15分钟，就拿一个博士学位，讲了15分钟，又拿一个博士学位，我现在已经拿了16个荣誉博士学位。我的秘书说：“那以后怎么称呼您呢？”我说：“就叫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喊16声就好了。”
“There is no obstacle that can not be overcome if they persist and believe.”人生最重要是“坚持”，是“相信”，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人生有高有低，有痛苦有快乐，这样才叫人生，假如太平淡了，那也不是人生了。
要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1976年，康州州长任命我做第一任康州鉴定中心主任。那时鉴定中心条件很差，厕所改装的化验室，27个工作人员都是些老弱残兵。警察受伤不能巡逻了，送到鉴定中心做内勤。我的笔迹鉴定专家眼睛有问题，看不见。我说：“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做笔迹专家？”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原来做刑警队队长，后来看不见了，他们就调我做笔迹专家。”我的血液专家更麻烦了，看到红色的东西就发抖。但是我没有放弃他们，他们也没有放弃我。我想看不见的可以听见，听不见的可以看见，于是我送他们去纽海文大学学习，重新训练他们。现在我们的鉴定中心已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鉴定中心。
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其实很简单，就是集合大家的智慧，克服困难，就能成功。我一生发明了很多鉴定程序、操作方法，这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发、运用，再创新。
我一生拿到很多奖项，世界各国都有，有些是真金的，有些是假的。做了多年的鉴定专家，只要看一看就知道真伪了。印度建国50周年，请我去主讲，他们说：“李博士，我们给你最高的荣誉成就奖”。到了那里，他们颁给我一个纸牌，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拿了一个纸牌，我们两个脸色都很不好看。其实那是参会者的身份卡。
很多人说我有“golden finger”(金手指)，动一动就成功了。最近我又得了一个最高成就奖，我在得奖的时候谈到人生的信念，我认为运气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坚守理想。永远不要说不，要知难而上。中国的成语我很喜欢，但是我觉得“知难而退”不是一个好的成语，如果每个人都知难而退，那世界还能进步吗？每个案件都知难而退，那案件还能破得了吗？要知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你才会与众不同，才会成功。
许多人认为我是个神奇的人，其实我只是在做一个角色的转变——从“loser”到“winner”。
胜者叫winner，败者叫loser，怎样变成winner，而不是loser呢？胜者会在问题里面寻找答案，找到答案自然就成功了，而败者则觉得每个答案都有问题，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有问题，到处都是问题，世界上充满了问题。winner通常会有计划地解决问题，always “plan”；loser则always“excuse”，总是给自己找理由。plan和excuse之间的区别在于，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是选择积极解决还是选择逃避。loser总是选择逃避问题，觉得这不是我的事情，跟我无关，去找别人解决好了，这样就永远成不了winner。
很多人说，中国人只能教教数学、物理，不能做public speaking(公众演讲)。但是在美国，public speaking相当重要，如果你要竞选、要冒尖，晚上吃饭的时候还要演讲，我最多一天做过17次演讲。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很怕羞，上课坐在最后一排，一句话都不敢讲，老师提问我都不敢回答，即使知道答案我都不敢说。所以现在有人问我：“你怎么变得这么会演讲啦？”我会告诉他们：“知难而上！”
成功利用每天24小时
迄今为止，我已经出了40多本书，有些还成了业界最有名的教科书，被翻译成7种语言，不少人都不敢相信。我的办法就是每天只写一页。我从来不给自己定过高的目标，比如三天写一本书，结果达不到目标反而使人很灰心。而一天写一页就很容易做到，一年下来就有365页，也就成了一本书。我的书在美国非常畅销，很多诺贝尔奖得主都来买，连国会议员都排着队等我签名。
美国电视剧《CSI》(犯罪现场调查)开拍之前，导演想让我演主角，我没答应。于是他找了个演员跟着我学了一个月，但他还是演不好，导演说：“李博士，还是你自己来演吧。”起先我是不想演的，但是外国人老是批评中国人只会飞檐走壁和功夫，不能演侦探片，所以我演了，结果这个电视节目得了三个金像奖。今年我没有和他们签约，有人说：“你是傻瓜，第三年你可以狮子大开口。”我说：“我已经过瘾了，不想做明星。”
很多人问我哪来这么多时间，从早到晚做这么多事情？我常常思考关于时间的“management”,一年有8760小时。美国人一年平均工作1642.5小时，通常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其中一个小时还要用来吃饭、上厕所、查看股票行情，所以我们的工作时间真的很少。此外，睡觉大概花3285小时，吃饭、喝酒1095小时，浪费掉2007.5小时。中国人吃饭要花美国人的双倍时间，打打小牌、喝喝小酒，时间就被浪费掉了。
我常常说：“time is the most valuable commodity”，时间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time you can not deposit”，你不可能把时间放在银行里存储，让它生利息，也不能今天省出两个小时明天再用，也不能向人家借或者借给人家。上天是公平的，不管你有钱没钱，做大官、书记还是工友，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善用这24小时。每天少睡2个小时，吃喝则只用1.5个小时，加上其他的节省出5小时，一年就能节省3285个小时。如果将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工作上，你一年就能比别人多做两年的工作。
“There is no age limit that bars them from beginning.”不要学很多，什么都可以学。我到现在每天还要看书，活到老，学到老。假如哪天我没有学点东西，我就觉得一天被白白浪费了。今天吃早饭的时候，吃到一个菜叫芦笋，以前没有吃过，我就问食堂经理：“那个芦笋哪里来的？”他于是给我解释芦笋是怎么生长的，所以现在我知道什么是芦笋了，学到了新的知识。
注重团队力量，淡泊名利
从以色列到瑞士到中国到非洲，我一共协助过42个国家调查了8000多种案件，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因为我有一个优秀的“team”，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没一个好的团队，你就不可能成功。
我很幸运，我的很多高级主管都是牛津大学、耶鲁大学毕业的优秀博士，牺牲高薪跟我一起工作，有的已经跟随我30多年了。很多外籍的巡警人员每天晚上不辞劳苦跟我到现场办案。我任警政厅长的时候，很多优秀的高级警官和我一起打拼……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也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所以我认为团队是无价的，我们不要以金钱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也不要做金钱的奴隶。金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们一定要有善心、爱心、真心。做人处事最重要，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参与的许多案件现场很悲惨，千万富翁的死相与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一模一样。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要太看重名利，要不然会活得很痛苦，因为人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一个人的成功，不一定要做大官，也不一定是赚多少钱，哪怕是个家庭主妇，她做好了相夫教子的事情，也就是为国家、社会和人类作出了贡献，这一生也就没有白活。
我参与调查肯尼迪遇刺案 美国最大的一份报纸“USA TODAY”，最近出了一个专版，“Twenty-five headlines that shift the history ”(25条头条新闻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其中有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之一、东欧内战、“9·11”世贸大厦被炸、伊拉克战争、克林顿丑闻等，这25件事件中有14件是我直接或间接参与的。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当时我在台湾做警察，根本不知道谁叫肯尼迪，但是多年后他们家族的案件都是我调查的，包括这一件。案发当天，肯尼迪总统和夫人杰奎琳抵达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当车队途经一座大楼时，只听“砰！砰！”两声，杰奎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肯尼迪总统头部中枪了，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案件改变了美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这件事距今已经有44年了，那么到底是谁暗杀了肯尼迪总统？是哈维·奥斯瓦尔德暗杀了总统吗？哈维·奥斯瓦尔德是有开过枪，他的枪和指纹都在现场被找到了，但没多久他就被一个叫鲁比的人杀死了，这案件成为一个历史疑案。1998年美国重新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请我担任调查工作，重新调查肯尼迪总统遇刺真相，我说我很忙，没有时间，他们就去找我妈妈，妈妈批评我，要我知难而上，所以我就去了。重新调查该案十分困难，因为这个实验是不可能做的，子弹从第6楼的一个角落转了90度，打到肯尼迪后脑，继续前进，又转了90度，打到州长嘴里。一颗子弹会不会转两个90度？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试过，也不可能做这个实验。这是科学，不像化学、物理、生物试验可以重复进行，我们不知道礼车速度多少，方位在哪里，不知道肯尼迪总统当时有没有招手，头有没有转……假如编号为399、打到总统和州长的那颗子弹至今保存完好，如果能在子弹上找到了总统和州长两个人的DNA，就证明两个人都曾经被这颗子弹袭击，如果在这颗子弹上只能找到一个人的DNA，就说明另外一个人是中了其它子弹。很可惜这个证物没保存好，所以没有办法检验DNA，这一点点的小细节影响到整个局势。
1994年发生了轰动全美的辛普森杀妻案，洛杉矶警方在办案的时候至少出现了三大致命失误：第一，从案发照片看，辛普森前妻妮可的尸体上有七滴血，而这显然不是妮可的，如果这些血滴不是来自另一名被害人戈德曼，那一定就是凶手滴落的，可是警方却迫不及待地冲洗了妮可的尸体，导致重要线索的消失；第二，警方涉嫌非法搜查，警官福尔曼在没有搜查许可证和非紧急情况下，单枪匹马地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一事，使警方出现了涉嫌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严重问题，以至于在预审时，辩方指控白人警探心怀偏见、先入为主，早在案发之初，就已把辛普森内定为主要嫌犯，然后故意寻找借口，闯入民宅非法搜查；第三，警方在辛普森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些可疑血迹，辛普森当即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血液样品，以便澄清真相。于是，警署的护士便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血液样品。按常规，为了防止血样凝固和变质，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样中添加了防腐剂(EDTA)。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得到辛普森的血样后，瓦纳特警长并未将它立即送交一步之遥的警署刑事化验室，反而却携带血样回到了32公里以外的凶杀案现场。整整三个小时之后，瓦纳特才磨磨蹭蹭地将血样交给了刑事检验员丹尼斯。辩方借此怀疑，瓦纳特携带血样回到第一犯罪现场，很可能是为了借机伪造证据。警方的失误，使得原本明朗的案件变得扑朔迷离，而与此同时，辛普森不惜重金600万美金请著名律师辩护，最终被无罪释放。
1993年7月20日美国又发生一件大事情，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助理死在公园里，嘴巴中枪，白宫请我去调查，我说我很忙，没有时间，他们又找到我妈妈。后来我组织调查该案。死者叫做文森·福斯特，是克林顿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同时也是克林顿最要好的朋友，在白宫做助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所有的政策制度、官员任命都要经他同意。他跟总统夫人也是同学，外界传说他跟总统夫人有染，加上白水门事件，很多人怀疑他是被总统谋杀了。我认真分析了现场照片，发现了可疑点：一般人开枪用食指，但是如果是自杀的话，食指就很难用力，通常都是用拇指开的扳机。他手上有刚晒干的血，我们检验过有火药残留物，证明他有开枪。还有个问题是，案发现场，福斯特的眼镜在另一个地方被发现，上面没有血迹。人们都猜想，如果是自杀，眼镜怎么可能掉到一边？应该是谋杀。当时，我就琢磨，如果是对着自己开一枪，在子弹的冲力下，眼镜会不会被震落到一边呢？麻烦的是，这个设想并没有证据来支撑，只好转而开始寻找更多的物证。如果他戴着眼镜自杀，那眼镜上应该有血迹。但是检验结果表明眼镜上没有血，但是在眼镜上找到指纹，原来，一名公园警察想提取眼镜上的指纹，结果没提取成功，又担心为此负责，就用水把眼镜冲洗了一遍，上面的血迹都被洗掉了，结果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没有放弃这个最关键的物证，仔细调查后，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眼镜上还有刷洗指纹时留下的细小的粉末微粒，里面有死者的血液、肌肉、毛发等微证物。通过这些证物，案情真相大白：福斯特原来是自杀。我的报告现在存在美国国会的档案里，假如当时我说福斯特是他杀，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是最可疑的凶手，他就会被罢免，那副总统戈尔就会做总统，戈尔做了总统布什就选不上了，布什选不上了今天的美国会是什么情形？也许伊拉克的仗就打不起来了，也许石油不会一百块一桶了，我做的这件事情就这样影响了美国的历史。
(根据李昌钰博士在三江学院的演讲整理) 本报通讯员崔丹丹翁胤珏 本报记者陈晓春编辑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