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小村十分贫穷。

　　穷到什么程度呢？距离小村最近的村落也在20公里以外，小村距离乡政府所在地整整30公里。30公里全是山路，走不了车，最险要的地方，是只有半米左右宽的山脊，山风大的时候，人是不敢走在上面的，必须小心翼翼地爬着过去。小村没有电，没有电话，也没有水。夏天的时候，吃、用水都要到5公里外的山泉去背，冬天的时候就只能化雪水了。因为水太紧张，小村的村民舍不得洗脸，衣服一年也洗不了几次，而洗澡对于小村的人，是一个太奢侈的词。

　　稍微有点办法的村民都搬走了。他出生时，小村只剩下10户人家。但小村有一所小学校，方圆几十公里内孩子们都到那里上学。他9岁那年的夏天，父母双双病故，年近80岁的奶奶连书本费都拿不出了。那天，他跑到村外那个开满野花的山坡，扑倒在地，号啕大哭。哭着哭着，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写信，给最大的官写信，求他帮助我。”回到村里，他问遍了所有的长辈，长辈们告诉他，在当地最大的官就数县长了。于是他连夜给县长写了一封信，写了他生活的困窘，写了他读书的渴望。第二天，他把信交给老师，托老师去乡里时帮忙寄出去。

　　县长收到了他的信，看完他的信，县长哭了。县长给北京的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连同他的信一同寄了出去。很快，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个崭新的、凝聚着爱的词汇：希望工程——他成为希望工程捐助的第一个学生。

　　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小学、中学、高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的一所师范大学。在启程去上海时，全村的人都来送他，他对父老乡亲们说：“我毕业后一定回来。”

　　都市的一切都是那么美丽优越，可是，他总是想着一口水一口饭把他养大的乡亲们。大学毕业，多家外企给他工作机会，相恋了2年的女朋友也挽留他留在上海，但他都拒绝了，回到了太行山深处的家乡，做了一名教书匠，校舍就是他家那三间老房。

　　生活同他年少时没有太大差别，不同的是，他从学生变成了老师，而作为学校惟一一名老师，他教一年级到五年级二十多名学生的所有课程，工资每月200元。

　　他的事迹迅速被媒体报道，他的个人生活成为人们的关心焦点。一些青年女子给他写信，表达爱慕之情，更有人跋山涉水，赶到他生活的那个小村，他什么都不说。如果是夏天，他就把自己平时睡觉的里屋让给女孩子睡，那是条件最好的一间。即便这样，夜里，无孔不入的蚊子仍旧会咬得女孩子满身是包，而那小半盆学生洗了老师洗，到最后几乎变成泥汤的洗脸水更是让女孩子们眉头紧锁……女孩子来了又走，最多只在他的学校住了3个晚上。

　　回到山村的第二年冬天，又一个女孩子来到他的学校。他盛了一盆雪回来，在炉子上化成水后，仔细地将漂在雪水里的几根枯草和一粒羊粪捞出。水烧开了，他倒了一杯水递给女孩子，歉意地说：“不好意思，这里的条件就这样。”女孩子看了看他，一口一口地喝起水来。

　　那天夜里，他失眠了，这是第一个没有拒绝喝雪水的女孩子。

　　第二天，女孩子没有提出离开，而是教学生们唱歌、画画。从没有上过音乐课和美术课的学生们十分兴奋，吃饭的时候，学生们争先恐后将自己的大麦粥、地瓜粥递给女孩子吃，女孩子吃得津津有味。

　　第三天，女孩子的身上起了好多包，原本光鲜的脸和头发也都变得灰蒙蒙的了，女孩子却浑然不知一般，依旧兴致勃勃地教学生们唱歌、画画，甚至开始向学生们学习做饭。

　　他开始渴望女孩子能够留下来，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第四天，女孩子对他说，她要回家一趟。他心里一凉，掩饰着自己的失落将女孩子送下山。

　　一星期后，他正在给学生们上课，女孩子背着大包小包，气喘吁吁地推开了教室门。他惊诧地看着女孩子，学生们却放下书本，欢叫着围拢过去，有学生问女孩子还走不走了，女孩子说：“不走了！”

　　两个月后，他和女孩子举行了婚礼，全村的村民和全校的学生都参加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就是被称为希望工程第一人的张胜利，河北省涞源县桃木疙瘩村人，女孩子叫王亚萍，河北省雄县人，在见到张胜利前，在雄县县城开服装加工店。

　　我采访张胜利和王亚萍时，他们的孩子已经3岁，一家三口幸福并快乐。我问张胜利，当初那些女孩子来了又走，一次又一次，有没有让他对爱丧失信心？张胜利淡然一笑，说：“怎么会呢！她们和王亚萍一样，也都很真挚，不同的是，她们对我的情感或许只是感动、钦佩，并不是爱，她们发现不是爱后，离开是对的，那是在把爱的机会还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