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星期五，记者打他电话，希望约好周末见面，但打了一天也没人接。到晚上十点前，记者再次敲下按键最后一试，那头终于响起一个疲惫的声音。知道记者要登门，朱老师听上去有些为难，但最后还是说：“那你明晚九点半来吧！”苏北人家上床时间比较早，九点多才有时间，可见主人的确忙碌异常。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家庭。巧的是，朱老师的爱人也是老师，儿子正读高中。朱老师请记者进门时表示歉意：“一家子都忙坏了，白天根本没有空！快周末了才早点回家，但明天还得上班去。”

　　在参观他们房间的时候，记者发现，有个房间摆满了自行车，共有4辆。看到记者疑惑，朱老师指点起来：这是我的，这是我爱人的，那是儿子的，剩下一辆是备用的。最多的时候，家里停了5辆车。

　　“平常上班都靠脚踏车，要是迟到了，当天奖金就没了；要是迟到两次，工资都受影响！”每天6点，全家就紧急集合般起床了，弄好早餐，快速进肚，三口人就急忙出发：夫妻二人各奔学校而去，儿子也奔往早自习课。如此紧张，如果自行车坏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就买了一个后备的。不少老师家里也是这么做的。

　　“县中模式”下的教师有多忙？朱老师代表了这个肩扛厚望、背负高压的群体：6点起床出发，20分钟赶到学校，检查学生早读；接着上课，每周最少10多堂课；白天结束后，晚上还有自习课；要巡查教室、备课，完成学校布置的额外事情，到晚上10点才能回家。平常的周末和他们是无缘的，学校规定，一个月只准休息一天。

　　但最大的压力还是精神压力。学校给了无数的指标。朱老师“领”来的指标包括及格率、差生率、卫生率等等，都要上墙的，黑板意味着面子。到每年大考，指标就更多了，排名前三的有奖，靠后的要罚款。至于高考季节，更是学校向家乡父老交成绩单的时候，那些辛苦供子弟上学的家庭所寄予的考大学的厚望全部转变成了压力。进名牌大学学生的班级，教师有赏；排名垫底的，几乎是“误人子弟”无颜见人。

　　朱老师说，工作太忙，几乎没有时间留给家庭。眼看儿子要考大学了，每天也是很晚才回来，自己和爱人都没空来辅导他，想想真有些内疚。这种想法，朱老师周围的同事们都有同感。

　　此次采访结束后，当记者向该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反映教师如此满负荷高强度的工作时，他反倒有些“不理解”：这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这个工作状态！这除了学校自身的建设之需，也是上面严格要求的结果。教育局担负着与兄弟县市竞争高考率的重任，局长只有把压力和指标分解到各个校长的头上。在这样的金字塔结构下，自然传导着层层压力。本报记者 燕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