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可我们对母亲的怀念却丝毫未减。多少次在梦中见到了母亲，她还是那样的慈祥，还在做着永远也忙不完的家务。

　　从前，我们一家七口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母亲过日子精打细算，一个铜板分成几瓣用。她白天帮人家洗衣服、带孩子，晚上在煤油灯下加工手套，替我们纳鞋底、补衣服。哥哥姐姐回家放下书包就想帮母亲做点什么，可母亲说“只要你们好好学习，我再累也无所谓”。我们家最难过的不是逢年过节，而是开学前后。尽管母亲把我们的学费放在全家开支中的第一位，可要交齐五个子女的学费，真是为难。母亲把鸡零狗碎积攒起来的钱，把自己嫁妆典当变卖来的钱，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凑到一起，为我们的学费苦苦盘算着，多少年从来没有欠过一次学费。有一年夏天，父亲失了业，眼看开学的时间一天天临近，我们的学费一点都没有着落，万般无奈，母亲只好把自己唯一留下的金耳环取下来，含着眼泪让大哥和二哥去银行变了现。

　　那时，我们兄弟姐妹的书包都是母亲手工做的，铅笔盒是母亲用纸板糊的，每学期的新书，母亲都要小心翼翼地包上书皮。家里唯一的饭桌是我们学习用的书桌，母亲每天晚上把它收拾干净，一边做着她的针线活儿，一边陪着我们看书学习。夜深了，母亲还做点面糊糊给我们当夜宵。

　　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们家共有6人在部队从医、从教、从事无线电和导弹研究。每年新春佳节，政府都要敲锣打鼓到我们家送年画、贴对联。母亲接过大红喜报和红花，心里甭提有多高兴，全不在意平时独自吞咽的辛酸苦楚。1966年，父亲重病，母亲为了不让我们分心，把照顾父亲的重任一个人承担下来。父亲在弥留之际，常念叨着在外地的儿女，母亲和父亲一样，期盼着儿女回到自己的身边，可母亲心里清楚当时部队训练很紧张，于是含泪把准备发出去的电报重新放进口袋，直到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母亲这才把电报发出去。

　　母亲1969年9月去了哈尔滨，帮助大哥大嫂带儿子。11月底，珍宝岛事件发生，哈尔滨处于备战状态，一天要拉几次防空警报，大人小孩就得下地下室。母亲那时已经70多岁了，大哥、大嫂几次要送母亲回家，可母亲说什么也不让，她说：“这儿有我的儿子儿媳和孙子，还有哈尔滨这么多的人，我就和你们在一起。”母亲有心房纤颤和疝病，可她都是自己扛着、忍着，唯恐给我们增添一丁点儿的麻烦。

　　母亲的心血没有白费，我的姐姐、姐夫、哥哥、嫂嫂都成长为师团级干部，为抗美援朝，为我国导弹研究倾注了心血，建立了功勋。大哥和三哥还成了颇有成就的书法、绘画名家。由母亲带大的小字辈一个个都上了大学，长孙还在美国攻读博士后。

　　母亲走了，走得十分安详。我的母亲和千千万万母亲一样，用最大的努力给了儿女幸福和快乐，也用凡人善举让儿女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