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耳朵。虽有缘在安徽大学中文系同窗，相互间并无深交。4年里，我与耳朵，竟是熟悉的陌生人。

　　毕业后，我去了一所中学任教，渐渐，很多同学断了音讯。那年元旦，突然收到她寄来的一张贺卡，才知她几经周折终在省城日报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当时我情绪十分低落，收到她的贺卡我感动莫名。当天晚上，就像一个无处诉苦的人终于找到一位听众那样，我洋洋洒洒给她写了封信，把几年来遇到的种种工作上的挫折人事上的纠纷以及内心深处由来已久的郁闷，统统塞进字里行间。那段时间，唯一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便是读她的信，而唯一能让我悉心投入的则是给她写信。

　　寒假前夕，她来信邀我春节期间去她远在蚌埠的老家做客。年初五一大早我便出发，车抵蚌埠时已是暮色四合，按图索骥找到她家时，恰好华灯初上。她在她的那间书房兼卧室接待了我。乳白色的灯光下，她一面熟稔地叠着晾干的衣服，一面细声细语和我聊着往事。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安大校园里那个活泼爱笑的耳朵已变得十分遥远。眼前的她，是一个面目姣好、举止温柔的女孩。她那纤细的手指在柔和的灯光映照下，闪烁着类似琥珀般的动人光泽，令我怦然心动。

　　这温馨的一刻我憧憬已久。陡然意识到自己此刻与她近在咫尺，我不由得局促不安起来，脸微微有些发烫，讲话也吞吞吐吐颇不自在，我表情上的微妙变化她似有所觉。不过，也许她以为我累了，便站起身，领我出去找旅店，安顿我住下。

　　入夜，我辗转反侧，久不成眠，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无可挽回地爱上了耳朵，这是注定没有结果的事。她心性颇高在省城日报当记者，我却是一个可怜兮兮的穷教师，两人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世俗障碍。我叮嘱自己：一定要控制住内心的感情，盲目相思无异于自寻烦恼。

　　翌日清晨，在她家匆匆吃了早饭，我便起身告辞，她虽颇觉诧异，却也未执意挽留。在我临出门前，她突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对我说：“听说你喜欢《围城》，这本《围城》借给你看。”我伸手去接，她却倏地缩回手，调皮地一笑：“记住，是借给你的，一定要还！”

　　回到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那本《围城》我竟一遍也未曾读完。每次打开这本书，我就想起那个晚上耳朵姣好的面庞温柔的眼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好几次，我铺开信笺，攥起笔

　　，准备破釜沉舟对她来一次柔情倾诉，然而，内心根深蒂固的自卑与羞怯却铁钳般锁住手中的笔，最后总是无一例外地搁笔长叹。

　　一次出差，在火车上邂逅一位安大同窗，久别重逢，我俩在车厢里旁若无人地闲聊起来。我一时口滑，把内心这一不可告人的苦恼对他和盘托出。他听后大骂我笨，说：“她把《围城》借给你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切。难道你不晓得《围城》中赵辛楣的那句名言，‘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是男女恋爱必然的初步，一借书，问题就大了。’你呀，太糊涂了……”同学的话让我再次想起与耳朵临别前的那一幕。奇怪，耳朵那一刻看我的眼神，微笑不语的表情，这一次于回忆中竟分明显露一份鼓励，蕴涵一份暗示。

　　出差回来的当天晚上，我一气呵成给她写了封长达5页的求爱信。寄出这封沉甸甸的信，我像卸下重负般轻快，又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满足感。想象着耳朵在灯下细细读着那封我自认为措辞十分得体的信，我虽不免有些难为情，但一丝可以称之为甜蜜的心绪也随之于心头漾起。

　　我怎么也没料到，没隔几天这封厚重的信被退回，信封上赫然印着“查无此人”的字样。我慌忙打电话去她单位查询，才知一个月前，在一次下乡采访中，她遭遇车祸，不幸殉职。

　　我实在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她才24岁！我无法设想，如果读了我的信，她是否会为我的真情所打动？无法设想，如果我们果真相爱，她是否能躲过这场车祸？

　　未及归还的《围城》成了我最珍爱的一本书，每次翻开它，那个温馨的夜晚就会于字里行间浮现出来，栩栩如生；并且，从业已泛黄的纸张里，我会嗅到那天晚上从耳朵身上散发出的一缕淡淡的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