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另一些人来说，眼睁睁要跟自己耗费了心血、凝结了深情聚藏起来的书籍生离死别，这样的遭际不能不是锥心之痛。最近读一份资料，介绍日寇侵华期间中国文人学者的藏书损失，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其中，吴文藻冰心夫妇1938年南逃之前，将历年所积各种善本书、画集、笺谱、名人字画等，装满15只大木箱，存放在燕南园一栋楼内。8年后返回，屋内空空如也，所有收藏荡然。同为燕大教授的大史学家顾颉刚，损失更为惨重，他亡去前存在北京的几处藏书，几乎全部散失，光复后只是他自己从旧书摊收回少数几种，据1946年燕大提交的调查报告，顾颉刚战争期间的收藏损失情况为：明清善本6000册，抄本500册，通俗文学(小说唱本)3000册，史料500册，碑帖30件，金石拓本100种，书画40件，印章150方，古钱650枚，古镜3枚，石刀2柄，古经2卷，另有普通书籍杂志3万册——这样一份清单，简直称得上惊心动魄，别的不说，单那6000册的明清善本，恐怕就不是今之任何普通高校图书馆的收藏所能比拟。郑振铎藏书之富是很有名的，他自己曾说：“余聚书二十余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这近万种图书，在“一·二八”和“八·一三”日军两次进攻上海中，毁于战火；内中珍贵者，如元版书数部，明版书二三百部，从未刊行的清人手稿数部等。“八·一三”战事中，郁达夫存于杭州“风雨茅庐”的八九千卷线装书和2万余本外文书，也化作烟灰。此外，还有阿英、丰子恺、傅斯年、曹聚仁、易培基(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些人都是大学问家，他们收藏的品质之高可想而知，但却都没能逃过战争之厄。

　　读此史料，不由人不慨叹文明传承的艰难。有人珍惜文明，弃家舍身地搜存它、呵护它，但也总有人轻而易举地就把别人千辛万苦聚拢和守卫的人类精神财富毁得一干二净。先秦时代，中国思想文化刚刚发达起来，这时出来一个秦始皇，为方便他的统治就下焚书令，将秦国以外的各国史记一概烧毁，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也一概送官府烧毁，亏得有些“读书种子”冒死将书藏于极秘密处，否则，恐怕中国文明刚起步就要夭折。所以，除爱德华·纽顿“聚书的乐趣”之外，爱书人还时常发生“聚书的苦恼”——有时，比苦恼更甚，简直就是伤痛！

　　同是读书人，对诸前辈先生聚而复失的经历是何等惨痛，完全感受得出。但同时也还有另一感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些知识分子，其藏书无论就其宏富还是品质而言，今天学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而且这些收藏并非得自祖传，都是拼个人之力积攒而来。当时顾颉刚、郑振铎年都不过40余，甚至不到40，与我年龄相仿。可注目于他们的书目，我除了惭愧，就只有惊奇：他们哪来那么多钱？曾在朱自清《选集》中见一首诗，记其“市肆见三希堂山谷尺牍(黄庭坚的一件小型书法作品)，爱不忍释，而力不能致之”事，诗云：“诗爱髯苏(指苏东坡)书爱黄，不妨妩媚是清刚。摊头蹀躞涎三尺，了愿终悭币一囊。”“蹀躞”“涎三尺”，写尽当日的可怜与窘状。但在朱先生，面对黄庭坚的真迹尚有流口水的份儿，换作今日吾辈，不要说流口水，压根儿不会起什么念头。当然，这是另一种“聚书的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