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南京慈善狂人邵建波吗？2007年5月8日，多年热心公益的南京人邵建波遭遇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索捐者，影响了工作生活，无奈之下邵选择了到处躲避。然而躲避的结果却并不理想——当天上午，有10余人找不到他，就找到了他的家里，向他正在家养病的69岁母亲黄爱华讨说法。他们把求助的失落与对邵建波的不满发泄到了老人身上，老人被气得当场吐血昏迷，被送往医院急救，没多久便辞世了。

　　在央视“社会与法”频道两会特别节目《大家看法——我建议》录制现场，邵建波敞开心扉，说一点也不喜欢“慈善狂人”的称号，因为慈善应该是快乐的事，但他的确有困惑：我们想献爱心，可到底往哪献呢？针对他的困惑，杨澜等代表委员一起做了认真讨论。

　　A·话题人物

　　邵建波：慈善是快乐的事，但心凉了

　　邵建波，被部分媒体称为“爱心大使”、“慈善狂人”，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20多年来他给人捐款捐物累计达300万元。但邵建波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却是，20年来陌生人找他要钱的次数成百上千，而最让邵建波伤脑筋的是他们并不全是最需要帮助的人，跟这些人打交道，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在媒体面前，邵建波还要努力维护自己“爱心大使”的形象。在央视节目现场，他坦言以后不太想接受媒体采访了，“我已背负太多的骂名，我已经失去了母亲，又差点失去父亲。”

　　-问答实录

　　问(记者)：你母亲生前经常教育你要做慈善，这些年你一共捐出去多少钱，方便说吗？

　　答(邵建波)：不敢说。

　　问：为什么？

　　答：太残忍了，我现在已经背上了骂名，已经失去了母亲，差点失去了父亲。上门要钱的人很多，我父亲已经跪下来求我，如果我再做慈善，就和我脱离父子关系。现在一对一的捐助我肯定不会去做了。

　　问：后悔吗？

　　答：有过，现在家里面都反对，包括我母亲走掉以后，家里面两个哥哥嫂子都反对，妻子是唯一支持我的人，但是这段时间她也不支持了，因为又有人上门索捐了，而且把我妻子打得到医院住了三天。

　　问：都碰到过哪些荒唐的索捐？

　　答：是外地过来的，讲得很惨，我们夫妻俩商量着准备给他钱的时候，跟他同来的人给我妻子一个纸条，让我们别相信他，这次我们夫妻俩决定去实地看看，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正在打麻将，还牵着小狗在边上，我对养宠物也不是反对，但不能拿着政府的低保再伸手要钱，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问：为什么大家叫你“慈善狂人”？

　　答：“慈善狂人”这个称呼是媒体加给我的，我认为这对我太不公了，慈善本该是快乐的。媒体说我是慈善狂人报道以后，给我自己和家人可以说带来了灾难。包括这次下雪，有媒体要采访我，我都不敢接受采访，偷偷给省红十字会捐了10万件新棉衣，也不敢接受任何媒体的报道。

　　问：你捐给机构的，捐给慈善组织的，其实在你所有的捐赠中占的比例并不是多数，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捐给机构可能会更好点。

　　答：我想过，也做过，为什么又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呢？我曾捐钱给机构，帮助孩子交学费和买电脑，但小孩发信息给我说钱被某某领导拿走了，电脑也搬走了，我就找这个领导，这个领导最后骂这个孩子，我觉得有点怕了。

　　B·代表委员会诊

　　一对一捐赠常常意愿很好效果很差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愿意拿一些钱出来，但他不知道这些钱应该给谁，怎么给，去帮谁？邵建波的困惑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困惑：我们想献爱心，但到底往哪献呢？节目现场，几位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帮邵建波做了耐心的“诊疗”，还有几位专家学者也提供了参考意见。

　　调查：

　　一对一捐赠心里踏实

　　《中国青年报》等曾联合发起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1.5%的人曾经主动向基金会等公益组织捐款，64.5%的人表示如果我手里有闲钱我想做慈善，我谁都不找，宁可自己去找需要帮助的人。受访者普遍表示：哪怕捐出一分钱，我也要知道这个钱用在哪里，如果捐给组织，不知道这笔钱用在哪里，那真不如自己去找，这样会很踏实，而且一对一会有更大满足感。

　　杨澜：

　　反对一对一捐赠

　　尽管一对一捐赠更容易让人踏实且更有满足感，但场上嘉宾无一例外齐声反对这种形式。全国人大代表、青年歌唱家谭晶说，一对一就容易出现邵建波那样的尴尬。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节目主持人杨澜更是直言她反对“一对一”捐助，同样，也不接受个人捐款。“我一直认为一对一并不是非常可靠的运作方式，即使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仍然不足以在全国推动和鼓励。一对一我觉得可能会好心办坏事。”

　　建议：

　　捐赠还是找专门机构好

　　“个人面对面的捐赠我也接触过很多起，给捐款者带来了一些尴尬、烦恼，求助信一年几十封上百封，他怎么鉴别呢？这个钱怎么给，如果你不给，人家会说你是登报的，什么企业家，慈善家呀，骂人的话就出来了，你要给他钱就是好人，所以没法操作。公益机构就是给捐款者一个服务的平台，特别是大额捐款。”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认为献爱心，最好还是要通过慈善组织来做，如果对组织不了解，可以找一些诚信度高、办事效益高质量又好的公益机构，“如果一个基金会特别让人信任，操作规范透明，不停地向捐款人汇报，相信大家往基金会捐钱就很踏实了。”杨澜也说，现在都有网络了，可以打一个电话咨询嘛。“为什么我们一直呼吁《慈善法》早日出台呢？就在于要有一个规则来遵循。”

　　C·专访杨澜

　　希望捐赠成细水长流的生活方式

　　杨澜曾写过三个提案，关于慈善立法和设立慈善日。“我希望把感情冲动型的捐赠行为变成细水长流型的生活方式。”她同时也希望中国的慈善机构能有足够的能力、有足够的透明度来取得公众的信任。

　　献爱心应当细水长流

　　“也许有个孩子生白血病了，但等到基金会审批完了三个月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来探讨怎么样把三个月变成三天或者五天，我觉得这是有办法做到的。”杨澜自己也有基金会叫阳光文化基金会，她说自己创办这个基金会也是希望能把爱心和那种感情的冲动变成一种更加理性的选择，“比如说我可以每个月多捐一点，我和濮存昕也代言了扶贫基金会，每个月就捐10块钱，或者每个月捐100块钱，而且政府还给你退税，到时候给你税单，你就这样细水长流地捐着，不知不觉中就积累了很多资金，这些资金足以让一个基金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力量进行管理和运作。”

　　慈善机构也要讲效率

　　提到慈善机构，杨澜认为过去经常讲的是你是不是有爱心，是不是有奉献精神，但现在她觉得光这点不够了，因为作为慈善机构来讲，虽然目的是非赢利的，但效率并不应该比商业机构低。“我们阳光文化基金会一个主要项目就是资助北京大学的公益社会中心开办中国慈善机构和公益机构高层管理培训班，从怎么样筹款到怎么样管理资金，怎么样评估这个项目的效率，同样筹到了100万元，你怎么样来评估这100万元的社会效益，还有人力资源，你如果有了1万名志愿者甚至10万名志愿者，你怎么来管理，我觉得所有这些都是管理学的问题，要认真把它看成管理学的课程来对待。”

　　希望慈善法早日出台

　　慈善立法能给社会一个框架，有规矩才有方圆，定了一个规矩，无论是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是官方的慈善组织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杨澜说她真的希望正在草拟中的《慈善法》能够尽快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早日出台。对做慈善的人来说，慈善立法一方面是对他们的监管，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保护。

　　《大家看法——我建议》节目视频可点击本报网站(www.yangtse.com)两会视频专题收看。

本报记者 石小磊 刘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