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稍稍重要之事，臣属都要向朝廷“汇报请示”。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短。但所奏之事又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可以说，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端的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如何向上级“打报告”，确实大有学问。
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要求朝廷严惩。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二十余年，咸丰皇帝、恭亲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学生，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权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焉能不朝野震动？
以翁家权位如此之高，要参奏翁同书，曾国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在几份稿本中，他独独选中了此时还是他的私人幕僚李鸿章（字少荃，1823－1901）之稿。事实证明曾国藩所选不错，如此重要之折，李鸿章只以区区不到六百字便将事情“搞定”，迫使本来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为贼与掩袭，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
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此折表明李鸿章写折的本领比其师曾国藩“还要辣”。据说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此，曾国藩在军情紧急之中要李回乡组建“淮军”援沪、使其得已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就在李为曾写了《参翁同书片》几个月后，曾又推举李为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中托人介绍才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终于志得意满，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其一生事业，便由此“隆隆直上”。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有的风云际会，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权达变、审时度势。这种历史风云与老谋深算，当然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
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他的精于权谋与“写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不少有关国家大政及一些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多数情况下，他却都能迂回曲折达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举种种理由说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张。
更重要的是，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李鸿章的奏折内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仅从本书所评点的奏折中，即可看出：清政府在1861年其“基本国策”如何发生重大变化，使其“死里逃生”，又赢得几十年时间；他怎样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为己所用镇压太平军却又不致尾大不调、失去控制，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对外交涉中的是是非非，既有据理力争，更有忍让妥协；他怎样冲破重重阻力，“遇到红灯绕道走”想方设法修铁路、架电线、造轮船、派留学生直至支持“商办”企业，艰难推进洋务运动；曾、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表明了地方势力在晚清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颟顸无知，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
奏折当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对奏折的点评、研究，除了分析其写作行文的“技巧”外，更有意义的是要透过奏折的“文本”分析隐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实意图、见识、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时代、社会背景与意义。所以，“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与奏折相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饰。如果说奏折更多“台面”上的东西，信函则更多“台下”的活动，写信人的思想、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得更加直接，是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社会背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本书也对李鸿章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析点评。目的依然是期望通过“奏”“函”两相对照，人们能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刻、详细、生动。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的“才”、“识”、“遇”，其实也就是他“个人”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王朝的关系，这些，也生动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