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读书人物

　　毕飞宇，1964年生人，作家。代表作品有中篇三部曲《玉米》、《玉秀》、《玉秧》等，并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电视连续剧《青衣》。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冯牧文学奖、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获得者。现供职于《雨花》杂志社。

　　前不久，南京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英译本进入了2008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的复评名单。《青衣》英译名为《The Moon Opera》，直译就是“月亮歌剧”，所指应是小说中写到的嫦娥奔月的京戏。

　　毕飞宇小说给人的感觉像一张高像素的照片，整体上看是一个简单画面，但其中的每个细节都刻画得清楚、到位，又尤其是在他近年来的作品里。“我其实并没有真的做到简单，这不容易。大概在20年前，一个编辑告诉我，任何一篇稿子到了他的手上，两分钟内他就能知道作者的年纪，当时我不信。我现在信了，一个人的年纪在他作品的简繁之间一目了然。而我无非是想说明一点，写作是越写越简单，而不是相反。我的小说写得简单，原因就一个，年纪到了，我的年纪可以让我写得简单一些了。”

　　语言太闹太撒娇

　　毕飞宇以中短篇小说知名，但就是在其长篇小说中，我们都能看出毕飞宇作为一个小说家，其语言的功力以及风格的特别。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作家并不多，想在众多的作品中被人一眼认出自己来，语言无疑是关键的。但作家过于沉迷于语言却并非好事，这可能会损害到小说的其他环节，但是不是坏事却也不得而知。

　　对此，毕飞宇却说自己就是平常说话也和别人不同。他说，你肯定不能让毕飞宇像王朔那样说话吧。

　　毕飞宇善于玩弄语言，自然也敢于正视语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气质，在气质的宏观调控下，你必然会出现某种语言。别看语言这东西生龙活虎的，它其实是孙子。可这孙子太闹，太能撒娇了，一旦你被它牵住，你离完蛋就不远了。作家和其语言间，一定要有理、有利、有节。好作家对付语言这个孙子总是有一手的。”

　　好作品适合每一个时代

　　不少持现实与现世观点的人可能都会这么认为，没有什么事物能够胜任每个时代，任何一件艺术品也不可能在每个时代通用，艺术品都有其寿命。而包括马原、残雪等作家却又认为，一些当下没被认可的作品可能会在多年后被人注意到，而一切当下红火的作品却会在不久被人遗忘。

　　但毕飞宇坚持认为好作品是不朽的，可以适合于每一个时代。他说，后来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仿佛就是为了承传它们。许多艺术品离我们都几千年了，好多小说离我们也好几百年了，我们却还在爱。

　　“我们所处的也不是一个不朽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在短时间内可能有一些区别，但是把时间拉长，五十年，一百年，我们都做不到不朽。”

　　耐心也是一种才华

　　相比于当下风起云涌的青年才俊们，毕飞宇已是老一辈作家了，但在真正的老作家中，毕飞宇又是年轻的。也许正是因此，毕飞宇的作品以及性格中，既有开放先进的一面，又有保守顽固的成分。

　　对于热火的“80后”青年作家，毕飞宇并不否认其中一些人身上所具备的才华，但在才华之后，毕飞宇认为对每一个作家来说，耐心都很重要。才华有一个最重要的伙伴，那就是耐心。写作是一个很耗时间的东西，有时候，一个开头就可以让你忙上好几年。一年两年还好，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真是不好熬。年纪大了还好一点，年轻时要有耐心真是不容易。“反正我越来越觉得，耐心也是一种才华，也是一种能力。我这样说不是卖老，不是想指导年轻人什么的，我这样说其实也是在鼓励我自己。”

　　■对话

　　我骨子里爱管闲事

　　竞报：你在《轮子是圆的》这书里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不变的东西，你觉得在你的写作过程中有哪些东西是不变的，是支撑写作的必需品？

　　毕飞宇：这个世界的确存在一些恒久的东西，比方说，同情、互助、理解、宽容，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等值的，再比方说小说本身，叙事和描写也是恒久的。我说“轮子是圆的”有个背景，那就是先锋文学之后，作家们对“创造性”有了一种疯魔性的追求。创造性是好的，但积累和沉淀一样重要。我说过，狗熊掰棒子那样的创造，其实是很有害的。

　　竞报：你曾表示过，觉得自己写来写去只是在写一个故事，母题就是疼痛。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疼痛？有没有想过写写“疼痛”以外的故事？

　　毕飞宇：我关注生存问题，关心这个问题你就只能是不舒服的，在骨子里，我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那你只能闲操心，有时候还要生闷气。这是我写作的驱动力。生活给我的当然不可能就是疼痛那么一点点。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我自己，万能的作家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的一生能把一件事写透彻了就不容易了，贪婪不得。当然，又有谁会认为一个小说家在写疼痛就是“疼痛”的那些事呢？

　　我怕我作品中的人物

　　竞报：有人说过，小说中的语言只是个壳，最重要的还是观察生活与提取精华的能力，作为一个成熟作家，你现在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

　　毕飞宇：我并不认为观察生活与提取精华是最重要的，这太冷静了，有些没心没肺。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他和生活的关系才是第一重要的。每个人都会经历数不清的关系，既是外部的，也是内在的，它构成了人生，和你的性格、气质、趣味、眼光相互打斗，生活由此而精彩、而灰暗，艺术由此而深入人心。

　　竞报：你说小说里的好的人物形象有他自己的生命，那么作为叙述者，你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小说人物的生命力足以改变你自己的生命么？

　　毕飞宇：好的人物形象与作家可以算半个亲人。为什么算半个？因为你怕他。在现实生活中，我很少怕什么人，但我作品中的人物我怕。《青衣》里的筱燕秋，《玉米》里的玉米，《平原》里的端方、三丫，这些人我都怕。他们都是凛然的，尤其是《青衣》里的筱燕秋，我在写《青衣》时从来都没敢正视过她，直到写完我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一个目光刻毒的批评家问过我：“你的小说中为什么没有肖像描写？”老实说，我并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但我真的不愿意做肖像描写。我愿意与我小说中的人物心贴心，可是，我坚决不愿意与我小说中的人物面对面。他们是我的冤家，好像我上辈子欠了他们的。他们总是纠缠着我，今天是你，明天是他。我的身体内部一直有人，一天也没有轻松过，我真的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天性就是这样。

　　我是走在正确道路上的

　　竞报：当代中国的大批作家都是从先锋小说里走出来的，你也似乎被归为其中，现在很多先锋小说家却又回归到了小说叙事的母体上去，你现在的创作是个什么状态？

　　毕飞宇：我自认为我是走在一条正确道路上的。我敢说自己正确，是因为我不在意什么方式了。我有了我自己的积累，毕竟做这个都做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所谓正确的道路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和挑战，事实上，一个作家在他写了二十多年之后他所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这是一个悖反，在你“不会”的时候，你渴望“会”，你真的“会”了，你觉得还不如“不会”。我的很大力气都花在和“会”做斗争上，其实也狼狈，不过乐趣似乎也就在这里。

　　竞报：那么在你看来，人究竟为了什么而活着？

　　毕飞宇：我不知道，不过我想知道。我认准了一件事，这个答案就在我的写作当中。这也许是可笑的，在我能够证实它的可笑之前，我必须这样认为，否则我的活着与写作还有什么理由？

　　■记者手记

　　“我身体里一直有人”

　　第一次看到毕飞宇的小说是《马家父子》，当时就觉得这篇小说的感觉就是自己想要的，但又觉得这种由语言直接赋予小说的东西似乎有些过多了———整篇看下来，总觉着有些压抑和不痛快。当然，这种压抑与被其语言能力征服相比是无关紧要的。

　　后来读了毕飞宇更多的小说后才发现，几乎他所有的小说都是压抑的。压抑是毕飞宇作品的一个大调子。至今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压抑，甚至连他自己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他说，他的内心只要感受到了压抑，他的才华也就出来了，哪怕这种压抑其实和他的私人生活没有一点关系。

　　毕飞宇说话的手势很少，几乎没动作，而握手的手劲儿却很大，凝重而有分量，认真的作家之外，他应该还是一个认真的男人。而就在这个认真的人的谈话细节里，我似乎听出了他的作品一直比较压抑的根本原因———

　　毕飞宇说：“我身体里一直有人，我真的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天性就是这样。”

　　■链接·毕飞宇说

　　翻着《金瓶梅》写《玉米》

　　《玉米》的篇名来自臧天朔的一首歌。而我写作《玉米》的情境非常有意思，经常一边放着摇滚，一边翻着《金瓶梅》、《水浒》，一边写着《玉米》。

　　酒后见真情是骗年轻人的

　　我不喝酒，几乎就不沾。不是不想，是不能。不过有一点我特别想说，要想了解一个人，最可靠的还是在不喝酒的时候。“酒后见真情”，骗年轻人去吧，我是不信的。了解一个人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顿酒的工夫肯定不够。

　　■毕飞宇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