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如绘
网上很少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艳照门”、“藏羚羊假照事件”还未彻底平息，又冒出来甘愿“做回畜生”的北师大教授季广茂。因为自认遭到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的“恶意”批评，季广茂在自己的博客上连发近10篇文章，对批评者破口大骂，称对方为“痔疮教授”、“屁眼教授”，其语言之粗俗，与泼妇骂街并无二致。
《做回畜生》、《昏话连篇·臭气熏天》、《患上脑便秘，难免满纸都是屁》、《屎壳郎搬家——走一路，臭一路》、《“痔疮教授”乎？“屁眼教授”乎？》、《不折不扣的屁眼教授》，看到这些充满侮辱和谩骂的文章标题，一般人不太相信，它竟出自一个教授之手，而且竟是对正常学术批评的一个回应。“看到这些文字，我脑中出现的是一个丑陋的骂街人形象，绝对不会联想到令我们尊敬的温文尔雅的大学教授！”一个大学生描述说。
前不久，记者在一个评论家座谈会上了解到，如今各种层次的学术出版物多如牛毛，很多书籍出版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能够在圈内引起反响的属于凤毛麟角。按常理说，北师大的季教授去年底出了书，远在四川的钟华教授提出批评，指出季教授犯了8点常识错误，季广茂应该在学术层面上做出真诚的回应，如果人家批评得有理，更应该感谢人家才对。但季广茂却出人意料地大发雷霆，在网络上脏话连篇！
网络无孔不入，我们如何在网络这个公共空间约束自己的言行？著名批评家汪政说，其实，一个人做不做畜牲是他自己的事，别人犯不着去说三道四，但你既然选择了在公共领域发表你的言论，也就是说在从事公共写作，那就必须遵守公共写作的伦理，因为你利用了公共的领域与公共的资源，将自己的写作向公众开放，包括博客，也应该遵守这个伦理。因为你对公众开放了，允许别人进入了，与他人交流了，所以，与书籍报刊相同，你也必须恪守起码的公共写作伦理。公共写作的伦理很多，比如民主，比如宽容，比如对不同文化与宗教的尊重，对受众的尊重，以及对不同领域规则与标准的遵守，等等。这样说来，这场争论涉及到许多公共写作的伦理，如语言的文明，对争论方人格的尊重，学术的规范，以及对受众包括网络读者的尊重，当然也包括对自己的尊重等。如果都像这位教授那样，文明从何谈起？
季广茂这样斯文扫地的举动，其背后还隐匿着怎样深层次的原因？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非常关注这件事，他告诉记者，他认真看过钟华的那篇文章，是一篇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而且指出的不当之处确实属于硬伤。不过话又说回来，季广茂如此失态，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当前学术环境和学术管理体制不太科学，教授的职称收入及课题经费都与论文专著挂钩，这就导致每年产生一批“学术垃圾”。凭心而论，季广茂的这本书，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如果遭遇这种批评，那么这篇论著本来附带的各种利益就将泡汤。批评者越有理，对季广茂的危害就越大。所以季广茂心理非常不平衡：比我差的人多了，你干吗盯着我不放？说到底，还是个功利问题，因为牵扯到自身利益，教授的心理就变得脆弱了，沉不住气了。
“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价值观念急剧下降的表现。”年过七旬的南大教授董健认为：9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一些知识分子失去了精神追求，缺乏责任感，对国家对民族缺乏关怀，加上高校管理不善，教授们越来越低俗化、庸俗化。只有少数人还在坚守文化人的操守，独立思考、独立研讨，忠于自己的学问。现在高校里很多人在混饭吃，有的博导一年能带十几个博士，哪有质量可言？有的教授一心二用，带着手机去上课，有的甚至叫学生代课，自己忙着争课题赚钱。实际上，现在知识分子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但不少人还是想方设法捞钱捞名捞利。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精神萎缩和堕落的结果。这个时候，人们更加怀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些教授了。那时候学术争鸣也很多，学者们争论得很厉害、很尖锐，但他们用的往往都是学术语言、文明语言。对比一下，今天的教授应该脸红。
一个普通人即使骂人再肮脏，也不会引起广泛关注，同样，一个学者、教授在某个私人场合说几句粗口，也不会引发轩然大波。不过，当一个教授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说脏话、骂人，那就难免成为热点了。长期以来，学者、教授等知识分子在人们心目中承载着很多的文化诉求和道德诉求，他们往往代表着“社会的良知”，而当一个教授公然挑战这种“身份”，并通过网络大规模扩散时，其震撼力可想而知。
在这个时代，学者为何越来越没有了风度？究其原因，一方面，网络时代，话语权下移扩散，对他们心理上造成了空前的挤压，在失落心态的支配下，言行上往往容易出格。另一方面，浮躁化倾向在学界强劲扩散，学者缺乏自律和他律，随意的谩骂便不可避免。再一方面，一些学者不甘寂寞，想通过“骂人”这种“捷径”显示自己的存在，从而掩盖他们在学术阵地上的“边缘”地位。当然，我们如果再深入挖掘开去，学者在涉及所谓“学术成果”时之所以不能心平气和，原因是在现行体制下，这些都是其“核心利益”，稍微触动一下，“跳”起来就顺理成章了。
虽然说，“文人好骂”似乎是一种传统，学者形象定位的多元化也是一种必然，但是，如果刻意丢失甚至践踏知识分子的尊严，无疑会让人惋惜与沉痛。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在一个“泛批评化”的时代，学术上的批评如何纳入学理的范畴；与此同时，网络的“催化”作用也提醒我们，如何从多方面规范网上言论。尤其值得警醒的是，知识分子的操守和形象正面临滑坡，如何坚守最起码的底线，是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命题。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如何真正回归学术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本报记者 张粉琴 贾梦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