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到宏康(姓王，是个地下党)处，坐对良久，相视而笑。笑从何来？上海人有句话叫“穷开心”。我穷他也穷,穷得如此，如何笑得出来？原因时近年关，两人头发长得如同刺猬，乱蓬蓬的似囚犯。多时不洗澡，脏得身上发痒。剃头洗澡，哪来钱呀！这笑实是苦笑，哭不出的笑。

　　宏康比我来事，长在上海，有些三朋四友，只见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你有一手好书法，何不用来挣钱？”“你说得轻巧，谁要呀？”“你且听我讲，老西门有家‘中华大戏院’，戏院内有位画戏目海报的老吴是我好友，为人仗义。现在年关将近，家家要贴喜联，同他商量，就在戏院门口借上地方，你写我卖，如何？”“我虽不是江湖中人，却深知这地方都有地痞流氓管辖，如来捣乱，我俩书呆子，如何招架？”“不怕，此兄对流氓熟悉，打个招呼就行！”白说不行，还要有本钱。问我有几钿？我只三角，他掏出两角，当时可买到红纸十张。宏康说：“行了！笔可向他借，墨汁他画海报有的是。”讲定说干就干，明天上午，老西门碰头！

　　次日八时，宏康先到，已在戏院门口边上的窗户铁栏杆上拉上了绳子，还有一盒回纹针，写好对联可以别上。早年，我已在农村写过春联，什么“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再加上“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等，还有各种各样“福”字。宏康还备了一本《对联大全》。

　　当然，桌子是没有的，只好伏在地上写。这个架势，有点像一种乞讨方式，叫告地状。没有办法，为了弄钱，只好“斯文扫地”矣！也不顾脸面，就闷头写。沾了戏院的光，围观者甚多。宏康机灵，见人先问人家是干什么行业的，针对需要就叫我写什么。我会写真草隶篆，当场施展，见者啧啧称赞。兴来我还写出一手于右任书法，众人纷纷购买。

　　就这样连写了五天，就到了年三十了。五角本钱变成五元,真是发了一笔小财。先去理发，后进澡堂，倒也干干净净像个过年的样子。

　　为答谢老吴帮忙，理所当然要请他吃一顿年夜饭。宏康提议，今天不吃中餐，要开洋荤，吃西餐。

　　当年上海不仅有“西餐馆”，还有“西餐摊”。这是当年的畸形产物。经过八年抗战，胜利了，国民党也就拱手让进了不少美国大兵，还进了不少美军军用食品，罐头奶粉、牛奶、铁皮盒装的咖啡、巧克力，还有“土司”、面包。这些东西有的已经发霉变质，是处理食品。摊贩为了盈利，收了来设摊。因为便宜，穷人也想来开洋荤尝尝。用的是“洋款式”,面前设一白布方巾，上有刀叉盘子。宏康、老吴会用，我不习惯，只好用手抓。

　　三人吃了半天，才吃掉两块钱。只图好玩，比中餐差远了。过年吃年饭，中国的老传统。在“西餐摊”吃西餐，各位恐怕还没有领教过吧！

　　1934年夏天,天津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的哥哥小少爷去英国“留洋”了。从此,这个大宅除了下房有几个男佣外,到处只看见女人。

　　时光流转,叶落知秋,到了下雪的时候,眼看着就快过年了。过年祭祖是大事,可是哥哥走了以后,家里已没有男主人了,今年,谁能在供桌前的地板上用小酒盅洒一道醇香扑鼻的酒?我们姐妹都是打入“另册”的,虽然我们也能把祭祖磕头那套礼数表演得十分规矩乖巧,但这并不会改变我们在家里的地位。

　　吃了腊八粥,再过半个月就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了,该送灶了,该摆供了,所有的大人都忙了起来,我也兴致勃勃。老佣人潘爷摇晃着他那笨重的身躯,从后面一间堆满箱笼杂物的大屋里捧出几只红木长盒,恭恭敬敬地捧出一轴轴彩色的影像。这也是我感兴趣的事,我喜欢看画匠笔下的那些古人,特别是穿戴着凤冠霞帔的贵妇们,总是让我想到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当然那时候对上人有这样的联想是很不恭敬的。

　　那时,我们已从天津日租界搬到了法租界,深宅大院卖掉了,住进了欧式洋房,居住面积缩小了,再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挂那些影像,只好在堂屋挂了祖父祖母的,条案上除了几个红木牌位,正中放着父亲生前在照相馆照的正面头像,留着八字胡的,泰然自若的样子,逢年过节一直被遗孀供奉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小少爷不在,谁来点香?谁来敬酒?谁到厨房去祭灶?我正纳闷着,潘爷笑眯眯地走过来说:“六姑娘,太太吩咐,今年你代少爷给老太爷、老爷点香敬酒。”我一听,高兴得立刻从他手上接过那一大把香,由他用已吹燃的纸煤子点燃,在潘爷的指导下,插入香炉,然后开始敬酒。

　　这是我最喜欢的,每次看哥哥做,都觉得很洒脱。我从潘爷手中虔诚地也不无骄傲地捧过那一小盅绍兴老酒,学着哥哥的架势,双手捧到眉宇间,然后低头把酒往地板上转圈一洒,洒成半圆,然后捧着酒盅再高举一下,交回给潘爷,再学着我哥的做派磕头——可惜我穿的是旗袍,无法像哥哥那样可以用手撩起前襟下摆,不过举手投足间全像我哥,我认为还是很“帅”的。

　　一盅盅酒在地板上洒成一个个半圆形的酒渍,满屋散发着醇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潘爷又把我带到后面大厨房,领我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那里贴着陈旧的灶王和灶王奶奶神像,也有一只小供桌,但十分简陋,一对大红烛也比上房供桌上的小多了。供桌上摆着很大的糖瓜。

　　潘爷用他那口齿不清的绍兴口音念叨着:“六姑娘代小少爷送灶王爷上天了!”还叫我马马虎虎地磕了一个头,却没敬酒,大概灶王爷喜欢吃糖,不像杨家人祖祖辈辈都那么能喝酒。然后潘爷恭恭敬敬地把那张沾满了油污的神像揭下来,点火一烧,就算把灶王爷和灶王奶奶送上了天庭。

　　1935年,我代我哥完成了一次该是男人做的礼仪,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尽管前后不足半小时,却让我牢记了一辈子。直到今天,我这个1919年出生,可以说是沾点五四文化运动的光辉的小女子已快告别人生了,还记得那时的风光,想想真有点滑稽。

　　第二年由于时局不稳，我们租的洋房离日租界太近，我们又搬了家，去了英租界，再也没有那么大地方祭祖送灶了。

　　我常记不得人家的生日，但亲亲眷眷却不会忘记大年初一是我的生日。小时候，年初一上午，我爸爸的妹妹和蒯家干娘总会带着她们的女儿来。因为爸爸是长房长子，祖宗的神像在我家供奉。她们进门，先朝神像叩头，而后妈妈请她们坐下，老阿妈端上碗盖上放青橄榄的清茶和银盏盛的冰糖莲子羹。我们七个外甥排着队向她们跪下拜年，接过拜年钿。她们立起身来，总会拿出只喜封放进那南瓜形的银果盘，那是赏给老阿妈的。随后登楼，爸爸这才放下书报，楼上就传出阵阵笑声。年初一的午饭照例是面条。长辈拿起筷，总会朝我看一眼。“哦，今朝是三毛头生日。比去年高了。标致了。”

　　过年的节目是从腊月廿三“送灶”开场，重头戏是年夜的“祭祖”。今年我76岁。十五岁那个年夜的情景印象最深。因为那个年过得最开心，最热闹，留下的记忆可触可摸。“祭祖”是非常郑重的。大餐台缩成方形。三面各摆四副筷碟酒盅，南边台沿系上红缎绣花的桌围。菜肴摆好，红烛点好，我赶快上楼找妈妈。但见她手里拿着小剪子，在给爸爸修胡子。

　　爸爸长袍马褂，面色凝重，拿起三支棒香点着插进香炉，朝着列祖列宗的神像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后面是我阿哥。我跟着姐姐学妈妈，两只手放在肚皮一侧上下移动三回，然后跪下叩头。后面的弟妹胡乱拜拜就算了。然后就见爸爸右手持酒壶，左手挡着袖笼，十分精确地朝一只只小酒盅里斟酒。先敬朝南坐的，其次敬左边的，右边是末座。每敬一杯酒就叩一次头。酒过三巡上饭，再来一番。过一会，估计老祖宗们都吃好了，就去挪一下椅子，爸爸拔出棒香朝老祖宗作个揖，走到供桌面前，把香棒插进香炉。供桌上早已摆好四式水果，一对大红蜡烛火光耀眼。众人又随爸爸朝神像叩拜一番。这第一幕才收场。早已饥肠辘辘的小辈方能狼吞虎咽地去享用丰盛的年夜饭。

　　年初一开始，祖宗们每日上午都由孙辈敬茶叩头。那幅神像几乎占了满布西书的大书架的一半。上面画的穿着朝服的三个人是爸爸的嗣父寿卿公与他的两位夫人，他们代表列祖列宗与我们一道过年。直到正月十五，供上元宵，再请他们到大餐台边坐下，饱餐一顿。饭后，爸爸叩过头，送他们回天：他拔出棒香，把它放到院子里堆满锡箔的盆上，接过酒壶，朝燃着的锡箔洒酒，必须面朝南，酒水得洒成“心”字，表示列祖列宗永远在我们心中。“祭祖”闭幕，孩子们雀跃地去抢那四盘早已干了的水果。

　　这样的过年早习以为常，但这个年夜不一样，因为父亲年前刚从美国回来，读得满腹洋文，到处更是西书满架，连饮食也很西化了，但过年祭祖的程式爸爸却做得那样郑重其事，一板一眼，与平日衣着随便言谈风趣的父亲很不一样。这种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中西撞击的现象，令我不解。

　　直到整理爸爸的作品一篇篇细读之下，才恍然大悟。邵洵美，一生致力于新诗发展，出版过13种刊物，9种是为推动新文学的发展，然而他却更欣赏旧文学的“神趣”，曾说“我们始终没有一个对旧文学的系统的研究，及透彻的欣赏，真是新文学界一个最大的羞耻。”

　　骨子里，我的父亲邵洵美是个重视旧传统旧礼教的人。他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一年容易，又临除旧迎新之时。老来怀故，儿时过年光景，并不曾被漫长的岁月遗弃。我八十年前呱呱坠地于文化古城扬州，过年是传统文化的打炮戏，其得意杰作集中表现在振聋发聩的炮仗声里。

　　儿童们最喜欢亦庄亦谐的年画，现在还记得，最令人发噱的是灶王爷像，他官帽官袍，似笑非笑。他在天上的官职卑微，在人间却比玉皇大帝还威风,神像挂在灶间，两边挂着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家家过年用好酒好肉供他。年画当然还有更生动的，就是刘关张桃园结义、唐三藏西天取经、鲁提辖拳打郑关西等等旧演义上的情节画面。四壁五色缤纷的年画配上大门口的大红春联，即便是贫家，总也要布置出喜气来的。

　　我家是知识分子家庭，中产而已。日常生活并不丰足，但还要节省些钱，集中到过年为衣食玩乐开销。年初一早上起床，妈妈就给我穿上新制的长棉袍，加上件小马褂。我是一边穿新衣，一边打饱嗝，原来三十晚上年夜饭太丰美了，这种丰美也只一年一度，当然要努力填进肚皮的。穿新衣时眼睛发涩，那是因为三十晚上一家人陪祖母玩纸牌守岁，我虽不懂，也站在祖母背后看到半夜，直到街上更夫喊“火烛小心！”

　　新衣穿好，走出房门，第一件事是向祖父母打躬，说“恭喜！”祖父母则满面春风地回道：“乖乖，我也恭喜你！”接着我是见一人说一声“恭喜”。其实谁也不知道喜从何来。然而这两个字是人际和谐关系在过年的集中表现，其中寄托着一年的安慰哩！还要叩拜祖宗，一家人轮流跪在祖先堂的拜垫上叩头。祖宗牌位依次排列，是一代代先人传下来的，牌位上有工整的小楷写着他们的名讳，名上还有朱笔加点。这就是《论语》上说的“慎终追远”么？祖宗们早已走远了，但过年还要来和我们见面。

　　快中午了，锣鼓声沿街震响起来，玩麒麟送子的来了。几个大汉扛着纸扎的麒麟吆喝而来，站在人家门口声嘶力竭地唱道：“锣鼓一打格喳喳，麒麟送子到你家……”人家便会取几个过年包的香喷喷的包子递过去，谁家不想多生儿子呢！就是叫花子站在门口喊一声：“老爷太太，一钱不落虚空地呀！”也会有个铜板到手的。

　　过年的热闹也只维持到正月十五，便烟消云散了。以后便是苦等，等候下一个年。

　　我九岁随父母移家上海，住进法租界。十里洋场，中国习俗自然也有被洋化的；而过年则绝对坚守传统。洋上海和土扬州过的是一样的年，一样的除夕宴，一样的炮仗声，惟上海舞台多，锣鼓声可比扬州响得多了。

　　上海过年看戏是民间至乐，除夕那天，大小报纸就登出整牌的戏曲海报，名伶们硕大的名字赫然高列。年初一到初三的戏码都是吉祥戏，诸如龙凤呈祥、御碑亭、红鬃烈马之类，生旦净丑、文武混乱，煞是热闹。然而不久“八一三”事变发生，山河破碎，国事日艰，租界遂成孤岛。国人过年，无非稍稍应景，全无兴致了。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响起欢快的炮仗声。这是一个完全摆脱亡国奴阴影的年，母亲买回一只大猪头，蒸得透烂，和些油盐酱醋,父亲从不喝酒，却也拎瓶花雕回来，自斟自饮。微醺之际，走向南窗，仰望天空，若有所思……这一年，我十八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