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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民工的情感世界

新华报业网-新华日报  2008-01-17 10: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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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京浦口一处工地上,东台农民工张士靖正在为妻子徐祝琴调试简易的黑白电视机。


年轻的农民工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他们多数“一人饱全家饱”,情感世界显得很苍白。


男人们上工地打工,居家带孩子、照看小本买卖成了女人们在城里生活的全部。

  在都市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有民工的身影,收废品、搬运、家装、建筑、家政……所有的脏活、累活都离不开他们,城市现代化的每一份繁华都离不开他们。不过,在茫茫人海中,他们的身影是漂泊的、尴尬的,生活的艰辛和困顿如影随形,尤其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有激情和憧憬,但更多的是落寞和无助,我们试图走近他们,走近他们的恋爱、婚姻、家庭……

  恋爱:我的爱情在哪里

  李明,男,22岁,淮安人,原为装修工,现在做搬运工。

  2006年7月,记者装修龙江的房子,李明是油漆工。第一次来,见他上身一件夹克,下身一条牛仔,脚上一双皮鞋。白净的脸,显得蛮精神。他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不时有短信过来,每一次他总是瞅准了空闲掏出来,扭过身认真回过去。他同伴偷偷告诉我,这家伙去年高中刚毕业,和一个同学“好”上了,那个姑娘在老家,两人刚分开。

  两个月后,李明来做第二遍油漆,我站在他的身后,说是“监工”,其实也是闲着无聊,想问问他的爱情进行得怎样了。他沮丧地摇头:“吹了!”“这才多长时间啊!”“总不在一起,人家喜欢上别人也正常啊。”他显得挺大度。我灵机一动,向那个在厨房量尺寸的小姑娘努努嘴,小姑娘是安徽人,一家厨柜公司的客户接待,人长得清清爽爽,蛮漂亮。“怎么样,我帮你介绍介绍?”李明不作声,看来有点动心。小姑娘出门时,李明也跟了出去,5分钟后,回来了,笑着说,要到电话了,小姑娘人不错。

  又过一段时间,李明悄悄告诉我:“那个女孩很好,我们天天见面呢!”他已没了刚来时的腼腆,理了一个“莫西干头”,边干活,边哼着小曲。

  半年后的一天,打电话给李明,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蔫蔫的。赶到他装修的那家位于中央门的酒店,见他晚上就住在凌乱不堪的工地上,到处都是水泥、黄沙、碎砖块,粉尘弥漫。李明穿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头发上沾满灰尘、油漆,扭结在一起,一双手粗糙龟裂。“那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李明不说话,我再问,他叹口气:“开始都很好,可是后来就躲着我了。”“为什么?”长时间的沉默后,李明说:“那女孩嫌我收入低,在城里又没房子。其实我也知道她是喜欢我的,但她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没有经济基础,什么都靠不住!”李明的声音很低沉。

  前几天,突然想起李明来,半年多不见,他的恋爱怎样了呢?按照他说的地址,我七拐八拐来到迈皋桥附近的一间只有四五平米的出租屋。李明胡子拉碴,脸色蜡黄,这半年多来,他已换过好几个工作了,瓦工、水工、收旧货,住的地方从城南集合村搬到城西的清江又搬到下关的宝塔桥,半月前刚到一家搬家公司做起了搬运工。“女朋友谈了吗?”“又谈过两个,一个是饭店服务员,一个是保姆,都分手了,都是因为我的条件不够好。”

  在记者采访的众多年轻民工中,恋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在江东门附近的民工集中居住区,记者走进一些年轻民工的宿舍,破旧不堪的10平米大小的房间里,往往挤着三四人,卫生状况也很差,一推门,一股怪味扑面而来,如此生存条件,想谈恋爱谈何容易。在金盛装饰城,记者随机采访了20名20多岁的民工,他们都到了恋爱年龄,但大多数人还没有过恋爱经历,不少人谈过多次都因为各种原因分手了,恋爱相对顺利的只有5名,都是老乡或者在南京遇到的民工同伴。在安德门民工市场,记者采访了众多年轻民工,他们从事各种职业,搬运工、厨师、家政、泥瓦工等等,“想谈恋爱吗?”记者问一位来自安徽天长的小伙子。“想,可是没有条件啊!”小伙子的话引起一连串的共鸣:“收入低,有时还没有收入,怎么谈恋爱啊!”“我们整天忙死了,还到处跑,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们是民工,没人瞧得起我们!”大多青年民工只得回家相亲解决婚姻问题,常常是见一两次面,认识不久就结婚了,这样的婚姻因为缺乏感情基础,不少很快就解体了。专家把这一现象称为农村“闪婚”。

  据统计,全国有农民工约1亿多人,其中16-30岁的占了六成多,因自身条件或外在因素的限制,大多面临着婚恋难题,这不仅是一个个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婚姻:天各一方的无奈

  丈夫李家炳,34岁,宿迁沭阳店西村人,南京河西某建筑工地建筑工人。妻子张音萍,33岁,在老家务农。

  李家炳说:“我们是在一家工地上认识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穷小子,她被父亲带到工地上做饭。和人家不一样的是,我爱看两本书,可能她当时看上我那个爱学习的傻样,开始留意我。”

  张音萍说:“我想,这个穷小子人穷志不穷,心里就看上了。工地上用自带饭盒蒸饭,我每天都要往他的饭碗里埋一个鸡蛋。打饭的时候,看他那个扒拉到鸡蛋发愣的样子,又可爱又好笑。”

  他说:“星期六吃肉汤最有意思,她负责搞分配,每每我分到那个小组的时候,她都会有意无意地多捞些肉片。我到了哪个小组,工友都会沾到一些光。”

  她说:“后来,因为家里需要钱还债,他不得不去卖血。我一路跟踪,在血液中心,看到他捋胳膊真献血啊,我忍不住了,挑破了两个人之间的一层纸,没让他献,我们都哭了。”

  1996年,他们结婚了。随后,他老丈人在工地上摔伤了,怀孕的她回到了老家沭阳照料老人,接着女儿小雅在故乡出生,她只好留在家里,照顾女儿、种地、料理家务。他则继续留在城里打工,书也不看了,觉得最实在的是多挣钱。

  妻子走后,他从租住的民房搬回了工棚,继续吃大锅饭。每年,他只在春节、中秋回家,住上几天,又回到南京,一年在家的日子不超过20天。

  “一个人感不感到孤单?”

  “大家能熬,我就不能熬?”他嘿嘿笑着。

  此时,在离南京250公里的沭阳乡村,他的妻子正在哄孩子睡觉。等到孩子睡着了,这位刚刚33岁的女士,在电话里平静地说,不习惯也得习惯,只要男人平平安安,定期往家寄点钱,她就知足了。等孩子长大了,还要读书,现在不存点钱怎么行呢!

  很多农民工兄弟,故事各有不同,相思与无奈却是相似的。在浦口、江宁的一些工地上,在城南的那些小饭馆里,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夫妻团聚呢?记者统计,最多不过十分之三,不少规范的建筑工地为夫妻提供了空房间,不过房间数量一般只有50人对1间。

  安徽南陵西河村农民周堂发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江宁工地有5间接待房,200多号工人,但是工人的妻子一般三四个月才来一次,满打满算起来,一个工人一年使用接待房时间不过10天。

  对建筑工人来说,他们还有两个途径解决夫妻性问题,一是偶尔租住外面小旅馆,二是让妻子来城里做家政工,夫妻每月100元到200元到远郊租间民房住。

  32岁的安徽送水工骆克明奢望,最好政府能够要求企业给来城里探亲的家属报销路费,一年2次就够了。“我老婆来了,不去逛街,吃喝可以最大限度节省,但是路费太贵,来回一趟上百元。”在南京,农民工平均月薪大约为1200元,骆克明每月可以挣1500元,但最便宜的招待所每天的住宿费大约50元,探亲一个星期,就得花掉一个月收入的1/4。

  采访中,记者对大约100位农民工进行了随机调查,结果显示,75%已婚,90%以上的农民工3个月以上没有性生活,大约50%的农民工性需求自我压抑,80%的农民工希望家属来工地探亲,6人坦诚自己曾去过洗头房,8人暗示自己曾去过洗头房。

  记者在一些基层法庭了解到,农村离婚率近年呈上升趋势,而且这些离婚案件,约有80%发生在外出务工或者经商人员家庭。

  家庭:相濡以沫中的艰辛

  卞成发,44岁,安徽无为人,妻子罗彩花,42岁,夫妻俩一起居住在南京河西江边的新市民中心简易宿舍里,他们的职业是卖菜。

  老卞其实不老,常年打工艰苦的生活,掩盖了这位安徽汉子44岁的真实年龄。在他的“家”里,卞成发说自己实际上是老市民,全家已在南京生活了20年。

  老卞说:“我和老婆1987年来南京,那时候受的苦简直不能回想。”但是老卞夫妻在南京坚持了下来,因为呆在安徽无为的农村在他们看来没有“钱途”。在南京,大女儿1988年出生,小女儿1990年出生,全家4口人挤在城南西街菜市场后边12平方米的窝棚里。全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老卞夫妻感情很好。

  “她脾气大,我就让着点,如果吵架把她气跑了,我到哪去找老婆?”老卞笑着说。孩子渐渐大起来,大女儿成了南京首批民工子弟小学和初中的学生,现在在新街口一家餐馆打工。小女儿去年在南京读完初中后,因为成绩好,夫妻俩让她回老家读重点中学。小女儿不能在南京本地读高中,学籍过不来,成为老卞夫妻最大的心病。

  凌晨2点,老卞夫妻起床去新街口豆菜桥市场经营自己的摊位——他们每天如此,晚上10点睡觉,凌晨2点起床,临走前,老卞老婆用老卞新给她买的口红抹了一下嘴唇,她并不是个爱打扮的人,只是想让自己显得年轻些。

  在南京雨花、河西、玄武等地的农民工集中居住区,老卞夫妻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记者遇到一位河南来的妇女,正在家门口晒太阳、带孩子,她大孩子在老家读高中,小女儿刚1岁。她每天在外做5个小时的家政,其他时间陪孩子、做家务,等开出租的丈夫回家。虽然丈夫每天出车15个小时,但说到目前的生活状况,她挺满意,能天天在一起,她已经很珍惜。

  南京城南饮马桥下,生活着5对农民工夫妇。这些家庭,“家”是没有人住的石头屋,由桥身和桥柱构成,没有窗户,冬天的寒风却穿堂而过。每3分钟一班地铁,每小时数百辆车包括30辆渣土车,就从他们的头顶经过,发出巨大的轰鸣和回音。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记者却经常看到这些夫妻把饲养的小鸡从家里拎出来放风喂食,天要黑的时候,桥下石屋里飘出炊烟。

  在农民工居住的城中村,你会发现,这里有诊所、话吧、小餐馆、报摊、水果店、理发店、桌球,还有跳跃着的孩子、女人们的笑声,以及比城市小区更加紧密的社区关系、更多的男人女人居家过日子的温情,这些居住区是农民工在城市可以低成本立足的家。

  目前,全国城中村超过4万个,人口将近0.5亿人。仅常州就有50个城中村,人口超过10万。南京绕城公路以内就有71个城中村,人口20多万,而南京市有关部门最近提出,2008年将全部拆迁这些城中村。毕竟,城中村的居住条件糟糕,在南京金盛装饰城后的城中村,数千人共用一个厕所,紧张的时候甚至要排队如厕。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城乡统筹发展的今天,城市规划现在已经考虑到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各地农民工公寓拔地而起,农民工改善生活条件的希望正在变成现实。

  本报记者周静文贾梦雨

本版值班编辑 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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