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伪科学是科学的敌人。
假人文精神往往用所谓“全民”、“全人类”的利益来取代处在弱势而又占大多数人群的根本利益；甚而用所谓“大自然的利益”来取代“人”的利益。
弘扬科学的人文精神，就是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科学发展”的科学精神相结合。
坛主小传：何祚庥，男，1927年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后来关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是建国后我国科学方法论研究事业的早期开拓者。近年来更积极参加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并做出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何祚庥与法轮功——1999年夏天的报告》、《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等。
伪科学是科学的敌人
《红楼梦》里有一副对联说：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这副对联告诉我们,如果“以假作真，以无为有”，那么“真”和“有”也就不存在了！
从学术上讲，玻普（注：一位科学哲学领域内的专家）有一个关于“伪科学”的定义：凡是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理论、学说、观点等都是伪科学。
已故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龚育之先生曾对伪科学下过一个定义。他说,“我们所集中反对的是假借科学的名义，宣扬封建迷信、诈骗钱财、坑害民众、坑害国家的伪科学。”
我们所以引进他们的定义是为了缩小打击面——亦即当前所要集中反对的伪科学有两个基本特征：（1）盗用“科学的名义；（2）祸国殃民。再说得直率一点，仅仅盗用“科学”的名义，但并未造成实际危害的，其实是完全错误的“科学”，我们称之为病态科学，或有错的科学也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某些病态科学或错误科学的始作俑者或吹捧者，却在那里竭力向社会公众推销他们的错误理念，误导社会公众，妨碍科学发展的话，那就必将造成不良影响，而我们也就只好说它们是伪科学。
其实，这一关于何谓伪科学的可操作的定义，实际上是科学发展观在伪科学问题上的具体应用——我们要用“科学”来捍卫“人民”的利益。
1958年，我们搞过一个生产力的大跃进。大跃进时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从现在的认识来看，不能认为这一总路线有严重错误。“干劲应当鼓足”，“工作要争上游”，“建设社会主义”就不仅要“多快”，而且要“好省”,这些话并没有错，我们打扑克还要“争上游”呐，更何况是工作呢？（会堂大笑）但是，1958年的大跃进却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严重问题，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1958年的“大跃进”，有两大重要措施：一是大炼钢铁；二是亩产10万斤。可是，大炼钢铁，搞的是“小土群”，这完全背离生产力发展规律；亩产10万斤，更完全背离自然发展规律。某些人用“理论”计算了“光合作用”的效率，并假设效率可达100％，而事实上却仅是0.2％！
1960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个著名的讲话，其中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有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些。但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到现在为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还比较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就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这是毛泽东对于“大跃进”失败的反思，这一反思告诫我们要深入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包括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发展规律。
坦率地讲，这一“亩产10万斤”的理论，就是伪科学。
不要以为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今天就不会重演。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不少“神功”误国的教训。略远一些的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等。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地又出现了神功思潮。有一个所谓的“严新大师”宣称，他发放的“神功外气”可以改变导弹航行方向。所以，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些人鼓吹全民练气功，认为练气功可以练出“人类特异功能”：“中国有13亿人口，假如中国有1000万人有特异功能，这将是一个多么大的力量啊”。
“严新大师”还宣称，经由他和其弟子发功，扑灭了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会堂大笑）
除气功大师外，还出现了风水大师、算命大师，甚至还出现了邪教大师。李洪志宣称地球已爆炸81次，上一次是他的师傅规定的爆炸时间，再上一次是他的师爷规定的时间，现在轮到他规定下一次地球爆炸的时间。他造谣说，国家领导人曾下交任务：要他尽量推迟地球爆炸的时间。可是，现在国外却出现了一位比李洪志还高出一头的“李洪志的师傅”，这使得这位邪教大师感到十分尴尬！
历史经验证明：所有这些封建迷信学说，从来是各种邪教的理论基础。
所以，弘扬科学的人文精神，首要是弘扬“货真价实”的真科学精神。
真假人文精神的区别在哪里
在中国大地上，除真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斗争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真人文精神和假人文精神之间的争夺和斗争。——其特点是这些作假者往往用所谓“全民”、“全人类”的利益来取代处在弱势而又占大多数人群的根本利益；甚而用所谓“大自然的利益”来取代“人”的利益。
在当前祖国大地上，有不少所谓的“科学文化人”坚决反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问题、社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
害怕别人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他们所宣扬的“人文”精神进行科学解剖后，从而暴露出他们所宣扬的“人文”精神究竟代表着哪些人群、哪些集团的“利益”。
人文精神，总要体现出一定人群的利益。人，通常因不同的阶级、民族、国家……等等差别，形成不同利益集团。弘扬人文精神，原则上应将科学成果惠及全人类；但在全人类中，又确实存在多数弱势人群和少数强势人群的差别，甚而还存在冲突。
真理，在原则上是一元的，亦即客观真理只有一个；价值，却不可避免地是多元的，因为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甚而是极不相同的价值观。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一元化的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能否和多元化的持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文精神相结合？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句话我同意，但在科学文化与花样繁多的人文文化的交融中，我们究竟该和哪些人文文化相结合？人文精神是多元的，科学精神是一元的。
我赞成弘扬人文精神，但是更赞成弘扬科学的人文精神。弘扬科学的人文精神，主张科学精神和反映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人文精神二者的结合。科学真理具有唯一性，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个价值观念也具有唯一性，所以其交融和结合也将具有唯一性。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为什么可以做到旗帜鲜明，为什么界限不能混淆，就因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点，是科学精神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结合。跟这个价值观念相结合以后，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也就分明，坚持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就必须旗帜鲜明。
前一时期，我和某些所谓的“科学文化人”在伦理学问题上发生争论。争论的实质是：我们所弘扬“人文精神”中的“人”有哪些内涵？大家都说“以人为本”，那么“以人为本”中“人”指什么？北京大学一位副教授认为伦理学中有“普遍原则”。根据这一“普遍原则”，“弱势群体要关爱，其他人群也要关爱”，“大自然也如此”，也要关爱，这样就发生不同意见了：大自然如果和人发生冲突怎么办？
然而，“以大自然为本”和“以人为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理念。如果“大自然”的“利益”或“价值”(当然，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值得推敲)和“人”的“利益”或“价值”完全一致的话，可以认为“以大自然为本”，就是“以人为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大自然有大自然发生发展的规律；人却在大自然所出现的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才能发生和发展。地球也许是比较适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星球，月球就不是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场所，至于太阳所提供的自然环境，就完全不适应于人类的居住。就在比较适应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面上，也有很多地区及其提供的自然条件，并不适应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所以，如果“物竞天择，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是生物界发展普遍规律的话，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和大自然的斗争，甚而是抗争。只是由于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长期深入的过程，因而在人类还缺乏足够经验的情况下，人类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所以，人们就提出了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思想，或者说“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类将从此中止人和自然界间的斗争，和谐是从斗争中得来的，“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实就意味着人和自然界还有“不和谐”的一面，而为了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的某些“不和谐”，就要加以“促进”。
怎样“促进”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和谐，首先就要解决一个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如果把大自然看成是某种高不可攀的偶像，要人们拜倒在这座偶像的膝下，也就是如某些人所主张的“人类要敬畏大自然”，那就既谈不上什么“改造”，也谈不上什么“促进”。
例如，有统计说，最近全国的狗一共咬了10万人，所以现在要打狗，小狗危害不大，大狗就对不起了，不准养了。那些“狗道主义者”哇哇叫，有人在一个动物保护主义的网站上面就拼命骂，认为不该杀狗。那到底该不该杀狗？不杀的话人该怎么办呢？鸡得了禽流感，只好杀；而人得了“非典”以后，就把他请到一个很好的医院，然后一大堆护士、医生给他治病、打针、吃药、上呼吸机，看护得很好。
如果按照以上“普遍原则”的理论，把得了“禽流感”的鸡放到隔离室里，然后动员很多兽医去治病等等，那将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可见不能这样做，如果大自然也要普遍关爱的话，就会有很多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人文精神”，我认为不是。这是“狗文精神”，“鸡文精神”，“牛文精神”……（哄堂大笑）
那位副教授还将我的观点总结为：1、人比大自然中的其他物种或者东西更为重要，而且重要得多。（这是我的观点，他认为不对，那么谁对谁错呢？）2、而人类中的差别很大，有的人更需要得到优先关注。（这不再是我的观点）3、因此不能像关爱人一样关爱其他物种，（对！是我的观点）即使在人类当中，也只能关爱其中他认为最值得关爱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关爱有局限性，不能普遍到人。（这里歪曲了我的观点，关爱要普遍到人，但有先有后，我从未说过“不能普遍到”！）
我认为他歪曲了我的话，需要对这三点概括做一些纠正。第一句概括是不错的，因为人比动物重要；第二句概括中的“有的人”和“一部分”应该改为“多数而又弱势的群体”。也就是说，在人中间，优先关注的是“多数而又弱势的群体”。不能优先关注“强势而又优先的群体”，这些人已经很强了，理论上关注一下就行了。
大家都是人，你首先关注的是强势的人，这不合理啊。应该首先雪中送炭，再锦上添花，雪中送炭当然比锦上添花更重要，这就是我们和那位副教授在人文精神上的根本区别。实际上他讲的“同等重要”，做起来是富裕人更重要。
我们现在说要关注穷困人，但暂时还做不到。若在理论上再说穷人不重要，那就糟了。农村当中还有贫困人口呢，发救济金也发不过来，发了救济金之后，经济发展受影响。真的，有好多实际问题，就是说脱贫不是靠救济的办法脱贫，是靠发展生产力的办法脱贫。靠救济是不行的，解决不了问题，一定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现在要优先关注发展生产力。
人文精神的“人”到底指什么
我们与“科学文化人”的争论就是人文精神的“人”到底指哪些，我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理念。为什么我们要对人文精神作这样的解释呢？因为这的确涉及科学精神能否用于社会问题、人文问题的研究。他们最怕的是我们用科学精神来研究“人”到底代表谁，他们讲的那些话究竟对谁有利。因为我只要一做利益机制的分析，问题马上就看清楚了。
这次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有一个内涵：要反对特殊利益集团，主要包括四个部门，即能源、交通、通信和建筑。如在通信领域中，我觉得手机的双向收费就是不合理的，但因为它是垄断集团，所以它就可以获得垄断利益。像这些问题还有很多，关键是看他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
“三个代表”不是代表本部门广大职工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利益机制是不同的。包括有的教育部门提出的口号，“我们要贯彻以学生为本的精神”，这个口号我反对。“三个代表”，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有的教育部门说只代表学生利益，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学生的利益不能凌驾于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
有一种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研究价值问题，或不能解决价值问题。这大错特错。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其中“立场”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宣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解放全人类后，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现“以人为本”，就要研究具体的人，研究那些“具体”的人处在什么地位。例如，中国农民的问题，你不能说一个地方的农民穷，就是全国农民的现状，局部的地方不能代表全部，上次我去了一趟你们江苏省的张家港，发现那里的农民只占总人口的2％，而且都很富裕。
我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减免税费，但最重要的办法是进城，走工业化的道路。只有广大的农民进城了，农民才能富裕起来。为什么现在我们要讲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农民如果想走向富裕化，那他们就必须走向工业化。工业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农民，农民进城打工的收入比他们留在农村的收入要多很多。农民在农村没活干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这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要和“科学发展”的科学观相结合。
结 论
最后我给我今天的演讲作一个结论，共有三点：
第一，弘扬科学的人文精神，就是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科学发展”的科学精神相结合。
第二，我们既要揭露和批评那种“假冒伪劣”的伪科学精神；也要批评和揭露那种“以次充好”，“以伪作真”的伪人文精神！
第三,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深刻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
（何祚庥院士元月5日在南京市民学堂上的演讲）
本报记者 姜圣瑜 吴红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