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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楚州西南30公里,有个叫博里的偏僻小镇,几年工夫竟然出了120多位农民诗人,12月初,还捧回了“全国诗词之乡”的铜牌。
拿锄头的手,提笔写诗
“屋后桑龄六十三,伤疤累累干枝弯。虽然不作栋梁用,为养春蚕绿叶繁。”吟出这首《老桑树》绝句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潘占群。和屋后桑树一样年纪的老潘,其实诗龄才半年。
老潘家住博里镇的博里村。今年9月16日,村里成立了“迎春诗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村级”农民诗社。诗社里,潘占群的叔叔潘春光聊起诗来,让人忘了他是个农民。“‘春风拽出绿柳芽’,这里的‘春风’暗指改革、开放的春风,用一个‘拽’字,诗就动起来了。”
潘春光介绍,诗社35位社员,都是村里的农民,大家还自己办了诗词小报《吟村花》,已出了两期。几年来,诗社的农民有近百首作品在《江海诗刊》、《淮海诗苑》等省市诗刊上发表。
博里镇副镇长、博里诗词协会会长朱震国告诉记者,全镇农民诗人已有120多人,16个村子村村都有,各种诗刊有五六个。镇里的“土诗人”在各级刊物上发表的诗词加起来有近5000首。镇里中小学都开了诗词写作选修课,将来的新农民中,会出更多的诗人。
写诗,让农民找到了文化的乐子
白天种地、卖平菇,晚上读书、作画、写诗,孙秉中过着“田园诗”的生活。“每期《博里诗词》我的作品多则十几首,少则五六首。几天不写诗,就手痒痒,总要写出点什么来才痛快。平时走村串户卖平菇,骑自行车都在琢磨。往往一篓子平菇卖完了,一首诗也琢磨得差不多了。”他最得意的诗作是写二十四节气的24首七言律诗,专家给了很高的评价。
鲍殿军说:“农闲以前怎么消遣呢?打麻将。”开始写诗后,牌友换成了诗友,这个自称“大半辈子没受到什么尊重”的农民,连村干部都对他另眼相看了。“写诗让我找到了人生价值。想想以前,除了伺候庄稼,就是打牌赌钱,睡觉生孩子,不仅城里人瞧不起,自己也觉得窝囊。”在博里,写诗的农民没有一个再赌钱。
三元村的王国公,初中文化,迷上写诗以后,他“每逢大事必有诗”。十七大召开、嫦娥上天这样的国家大事当然写,农村大忙、田里涝了旱了,也写。当警察的儿子过生日,他写诗勉励儿子忠于职守。他说,看电影、看戏是看别人玩,写诗是自己玩,写诗让他找到了乐子。
“种”在农民身上的文化,留得住、长得大
“我没文凭,小学都没毕业,谈什么文凭啊?”一见面,农民诗人颜霖这样介绍自己。“最初朱震国副镇长动员我写诗,把我吓了一跳,我怎么能写诗呢?”这个对韵律一窍不通的农民只因“不能打朱镇长的面子”,硬着头皮在每月一天的培训班里学习,一年多下来,居然过了格律关,成了博里知名的农民诗人。现在他每天写诗、抄诗,乐此不疲。
孙秉中是镇里最早学诗的农民。他清楚地记得2003年12月20日那天,他一脚踏进诗词培训班的教室,看到里面坐满了教师和机关干部,自卑感让他本能地缩回了已经跨进门槛的脚,不敢进门。最后被辅导老师朱震国硬喊进了门。
现在博里很多农民会主动找上诗词协会要学写诗。但较早学诗的农民,多是被朱震国“逼上梁山”的。为什么要逼农民写诗呢?
“我做过多年乡文化站站长,知道农民不只是能扭秧歌、踩高跷。博里的农民画能走向世界,为什么就不能有农民诗呢?农民身上蕴藏的文化创造力还远没有开发出来。这几年大力建设乡镇文化站,村里也有图书室,每年都有送文化下乡的活动。城里人赶来放一场电影,演一场戏,转身就走了。这些‘送来的文化’,还是‘过路文化’。光有这些还不够,镇里大力扶持农民诗词教育,就是想让农民能自己动手像种地一样‘种’出文化来。只有‘种’在农民身上的文化,才留得住、长得大。”
朱震国说:“不能只在过年过节才想起农民也有文化需求,给农民送点文化来。现在农民经济上逐步‘解放’了,他们需要在文化上获得更大的‘解放’。他们需要做文化的参与者,而不只是被动的观众。” 通讯员刘洪成
记者 陈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