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益

　　扫叶楼所在地清凉山，近邻石头，远挹江岛，古木葱郁，丛林茂密，自明清以来就是一处幽峭之地，明遗民龚贤晚年选择此处以避世，并非偶然。清凉山水与龚半千遗风，使扫叶楼的境界，本具有某种清凄婉约之韵。更不用说西风秋来落木齐下之时，登斯楼也，有感于满眼风雨的诗人之怀了。1933年，七十多位诗人在南京扫叶楼举行了一次重九诗会。

　　这是一次空前的诗会，除了人数众多以外，更重要的是与会者的典型性。首先是陈三立的到场。陈三立，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为时人合称“四公子”。三立光绪丙戌中进士，官吏部主事，戊戌政变后为慈禧太后褫职，遂侍父居金陵，晚号“散原老人”。散原之诗晚益精粹，是所谓清末“同光体”的杰出代表，当时诗界公认的领袖。另外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陈衍，光绪举人，曾入张之洞幕府，后补学部主事。入民国，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后教授各大学多年。陈衍虽未到会，但他既知其事原委，又于次年为诗会结集作序，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与此次雅集密切相关。

　　其次是参与者的广泛性。尽管此次雅集仅仅是“大会东南”，但“以铁道汽车之便利，致客于千百里外不难，来会者用至七十余人”，包括前清遗老、民国新锐、政府要员、大学教授、报馆主笔以及显宦之后等各色人物，可谓极盛。肄业于京师大学堂，后来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的汪辟疆，曾撰有《光宣诗坛点将录》，是关于晚清诗歌的品评名作。扫叶楼重阳诗会出席者中，名列《点将录》的有夏敬观、冒广生、李宣龚、乔曾劬、陈诗、李翊灼、柳诒徵、吴用威，加上作序的陈衍，共九人。不久后沦为汉奸的梁鸿志、黄濬亦曾名列其中，只是在汪辟疆撰成定本时被删去。若合此二人，则共有十一人。1933年距汪氏初撰《点将录》已有十几年，辞世及年老衰朽者已近其数五分之四，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十一人到会，相当可观。

　　同时，与会者在诗歌创作方面亦极具代表性。宗唐、宗宋诸家，湖湘、赣闽、江左等数派，晚清至民国古典诗歌创作几个主要风格流派的代表，都出现在1933年重阳节的扫叶楼上。

　　扫叶楼1933重阳诗会，可以说是古典诗歌最后的雅集。

　　散原老人同年冬即离宁赴北平。1935年，最年长的同光诗人陈宝琛逝世，两年后，陈三立卒于北平。同年，陈衍卒于苏州。三陈先后辞世，标志着“同光体”的基本终结。同样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灾难境地。虽然“万方多难独登楼”的诗人情怀犹在，但客观情势却已经不允许再有优游唱酬的诗歌雅集了。

　　另一方面，文学的本质是反映社会、反映人生，抒发悲天悯人的情怀，此无古今中外之别；但文学的形式，则存在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大体而言，是呈现出一个由简易走向精粹的趋势，以诗歌最为典型。

　　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精粹化的文学体裁，在普及与接受的层面上，又必然让位于通俗化的文学形式。所以，古典诗歌在形式意义上必然为新诗所取代，而诗歌又必然为更通俗化的体裁如小说、戏剧等所超越。当然，这种“超越”是辩证的过程，它既包含着“新”因素的痛苦孕育，也包含着“旧”因素的自我挣扎。因此，在二十世纪初一切维新的背景下，传统链条中出现一个“同光体”并且成为古典诗歌最后的绝唱，固宜其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古典诗歌的创作并未完全停止，但当最后一批能够承袭传统的古典诗人如冒孝鲁、钱钟书、苏渊雷、钱仲联等相继辞世以后，即便也还有一些绍继者不废吟哦，古典诗歌已经完全成为了一种精神“遗产”，应无疑义。因为这绝不仅仅是传统的断裂、时代的变迁使然，而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所致。

　　1933年以后到现在，各种各样的诗会层出不穷，但已经没有任何一次集会足以代表古典诗歌创作的最后闪耀，也没有哪一次诗人雅集能够成为文学进化与时代演变的象征。一叶知秋，南京扫叶楼1933年重阳诗会，古典诗歌最后的雅集，终将会以其特别的意义而被书写在中国文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