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夫妇

　　一九四三年摄于重庆(左起：傅抱石、徐悲鸿、黄显之、陈之佛)　

　　编者按

　　抗战期间，傅抱石先生从南京举家迁往重庆，居住在郊区金刚坡下农舍，就是他常常自署的“金刚坡下山斋”。金刚坡是孕育先生画风的母体，当他离开的时候，艺术风貌已经基本完备了。因而，金刚坡对傅抱石先生的艺术创作具有重要意义，本版特发表其子傅二石先生的文章，追忆那段特殊的历史——

　　来到金刚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父亲所在的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往重庆。不久，国共合作成立政治部第三厅，专事抗日宣传工作，郭沫若任厅长。郭通过报纸召唤父亲前去参加三厅工作，于是父亲就任三厅的秘书，全家启程前往重庆。

　　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三厅决定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安在重庆市西郊群山之中的金刚坡下赖家桥。参加三厅工作的许多文化名人，如田汉、阳翰生、冯乃超、画家司徒乔、高龙生、张文元、李可染以及我父亲等，都来到金刚坡下赖家桥附近安家落户。我们家距赖家桥约二里路，是租的一个岑姓地主的房子。岑家是个独立的大院，院子前面有大片竹林，小溪环绕，后面是树林和竹丛，东北是金刚坡和郁郁葱葱的山峦，坡下是层层梯田与错落的农舍。

　　父亲经常要去赖家桥全家院子，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仁商讨抗日宣传事宜。每得空闲，便回到宿舍作画、著书及搞篆刻。父亲既是画家，又研究中国美术史，还是篆刻家，他在大学里教授的也是这三门课。1940年9月，国共合作破裂，文化工作委员会解散，父亲又回到当时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任教，兼任国立艺专的课程。从金刚坡到沙坪坝来回数十里山路，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父亲都步行上班。父亲面孔清癯身材修长，身着旧青灰色长衫，手里提着一个装讲稿和书籍的包和一把油纸雨伞，脚上是一双有些破损的黑布鞋。这是父亲出门时的标准形象。

　　当时的重庆，因战乱及大量人口涌入，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知识分子的收入极其微薄。生活的拮据常使父母感到窘迫。父亲曾在作品题记中写道：“战时一切均极激荡——所居仅足蔽风雨，所衣皆丁丑前之遗——真如大痴家无担石之储也。”郭沫若在文章中描述父亲当时的状况是“穷，穷，第三个字还是穷”。但父亲是个极其勤奋的人，生活上的巨大压力并未打乱他的工作计划。父亲仍不断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不断地发表学术著作，不断地推出国画新作，举办画展，也从没停止对篆刻艺术的研究与实践。

　　山洞躲空袭

　　抗战爆发的第二年，重庆曾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金刚坡一带离城区较远，城里的警报传不到这里，于是出现了“乡村警报”：敲打铁块的铛铛声。敲打的声音急促，就是“紧急”警报，声音缓慢，就是“解除”警报。

　　在金刚坡，人们选了一个较大较深的山洞，安一扇门，里面放上一些石块供人坐，安上一些通气设备，就成了“防空洞”。防空洞里我们家较远，一般只是我与小石两兄弟跟着父亲去防空洞，母亲和外婆就在家里。家里有个简易的“防空设施”——把所有的棉被都放在家中仅有的那张方桌上面，以防房子倒塌，桌下则垫上厚厚的纸或木板，母亲与外婆便坐在桌下。父亲去防空洞都要带上本书，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在防空洞里时间一长就感到闷得慌，但父亲仍能专心致志地读书。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子后面不远处有个佛龛似的浅浅的洞，正好能坐两个人，就向母亲建议，再有警报时我就同外婆一起来这里，比躲在桌子下面更安全些。母亲同意了。那以后只要警报声响，我就同外婆各带一张小木凳，还有一个小茶壶和一把扇子，到“微型防空洞”去。躲空袭是听外婆讲故事的好时机，说实话，这也是我出主意的动机之一。

　　外婆在跟随全家逃难的过程中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此后受到全家人更周到更细心的照顾。父亲对外婆极为尊重，在文章或书信中提到外婆时，总称她为“李太夫人”。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在外婆面前动怒。从抗战开始，一直到外婆最后在南京去世，她基本上是和我们一起生活的。父亲是有名的孝子，对岳母也同样尽孝。

　　抱石山斋

　　在金刚坡我们生活了8年，期间父亲创作了数百幅画，许多为世人所熟知，如《潇潇暮雨》、《万竿烟雨》、《丽人行》、《屈子行吟图》等等。父亲每于画作题上“作于重庆西郊金刚坡下抱石山斋”，于是在人们心目中，“金刚坡下抱石山斋”成为傅抱石许多绘画精品的诞生地。

　　但所谓“抱石山斋”，其实连画室都称不上。它原先是房东家堆放杂物的地方，矮小阴暗，只有一张方桌，是房东借给我们吃饭用的。因此必须等我们吃完饭以后，父亲才可以用它来作画。由于光线不足(只有屋顶上的两块透明瓦透点光线进来)，父亲总得把桌子搬到靠门口处作画。父亲作画时全神贯注，用大笔在纸上纵横驰骋，须臾间满纸烟云。由于渲染时水用得多，整个画面湿漉漉的，需要赶紧放在火盆上烤，烤到半干再放到桌上进一步加工。若在夏日，父亲常常是光着上身，脖子上围着一块擦汗用的发黄了的毛巾。

　　金刚坡时期父亲的作品泼辣厚重，作画时用墨特别多，磨墨便成了一大任务。通常这个任务由我母亲来承担，我与小石兄弟俩也常被“抓差”。但我耐性最差，只要有朋友叫我玩，我的心便立即离开砚台飞到树林里去。父亲每每因为墨磨得不够浓而强令我“返工”。

　　往往醉后

　　我对父亲的“最大贡献”是到店铺替父亲打酒。父亲酷爱饮酒。无论吃饭、作画都离不了酒，甚至在看书、写文章，与朋友聊天时也少不了酒。他对不同的酒好像并无偏好，茅台固然为其所爱，二锅头也一样喜欢。那时在乡下，瓶装的好酒是买不到也买不起，只能买到散打的高粱酒。离我们家最近的店铺是在金刚坡下一条叫“坡脚”的小街上。每到吃饭前，母亲就交给我一个酒瓶几个铜板，我便光着脚(有时穿双草鞋)一路小跑直奔店铺。

　　父亲到金刚坡后不久，就刻了一方闲章“往往醉后”，细看他的作品，就会发现，父亲只在对作品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情况下才钤上这方章。

　　父亲因饮酒过量导致作画失败的情况的确有过。他曾对别人说，有一次他一边喝酒一边作画，最后醉醺醺地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昨晚的画却找不到了，大家一起四处翻找，最后在蚊帐顶上发现了它。这画渲染过度，是父亲自已把它揉成一团扔到帐子顶上去了。

　　抱石时慧同观

　　由于常为父亲磨墨，母亲自称“磨墨妇”。我母亲当年不仅是“大家闺秀”，还颇有才气与修养。她是南昌第一代女子中学的毕业生，又在武昌艺专学过音乐和美术，在南昌做过中学教师，既会作曲又会画画。她看中了我父亲的“雄才大志”，放弃了自己的种种抱负，决心终身辅助父亲成就他的大事业。在金刚坡的8年中，父亲成就了他的艺术生涯的第一次辉煌，这其中有母亲的巨大功劳。1945年，父亲为母亲三十五岁生日精心创作了一幅画，画上一端庄秀丽的女子立于柳树丛中，回首凝视远方，衣带飘动，春意盎然。父亲在题跋中写道：

　　今日为时慧三十五晋五生日，入蜀六载余，实未尝重视之也。忆与时慧结缡十有五年……余以艰苦之身，避地东川，岳母李太夫人俱来，战时一切，均极激荡，而我辈仍不废丹青……幸时慧忍受向所不能忍者……戊寅秋于湖南东安旅次生一女，卒以入蜀途中殇于四川綦江，时正重庆遭敌狂炸之翌日。嗣后连得珊、璇二女，哺育之苦，时慧任之，余之感纫为荷也……际兹浊世，一切不堪，倘将来得有所传，皆非余所应有，盖莫非余母之所训，暨时慧之所助成也。乙酉五月十七日，重庆西郊金刚坡下寄寓，并记敬意。时慧赏之，傅抱石。

　　还有一幅父亲的得意之作，画上二古装仕女在柳树下信步游春，而“余写此幅未竟，时慧曰：此春光也，即题之。”

　　母亲是父亲的真正的知音。母亲是父亲作品的第一个鉴赏者，父亲对母亲的意见极为重视。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譬如父亲得意的作品母亲却以为有大缺陷，当时父亲会不高兴，但过了一天，我们发现父亲把画从墙上拿下来了，并重新画起来。

　　父亲刻了一方印章“抱石时慧同观”，它的更广泛的含义是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父亲某些作品的创作。

　　双羽轩沙龙

　　离我们家最近的是司徒乔一家，在距我家不到一里一个叫“团山堡”的高坡上。他家的房子比较宽敞，还有一间可容纳很多人的“客厅”。院子不大，但四周有苍翠的树木和竹丛，还有他们自己经营的花圃，盛开着大丽花。司徒乔一家热情好客，我和小石经常去“串门”。

　　司徒乔是特地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日的，他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曾激发了人们对日寇的仇恨。他的夫人冯伊湄是个作家。他们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司徒园与小石同龄，小女儿司徒羽与我同龄，还有个女儿叫司徒双。司徒乔根据女儿的名字给他的画室取名叫“双羽轩”。

　　我们那时虽小，却已懂得“以画会友”。尤其是小石，才华出众，很快就以他的画艺征服了司徒家的三姊妹。她们要小石先在硬纸上画个漂亮的女孩，然后给这个纸做的女孩设计各种服装，当然也是纸做的。很快三姊妹每人都有了自己的纸模特及配套的服装。后来我也加入这种游戏，但与小石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小石10岁时，与司徒园共同出版了一本诗配画的小书《浪花集》，其中有司徒园的儿童诗及小石的插画。因为两个作者加起来才20岁，这本小书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司徒乔家的“双羽轩”是金刚坡的画家们经常聚会的地方。除了我父亲，漫画家高龙生和张文元，擅长画牛的李可染也常去，谈论艺术与时政，有时还趁兴挥毫，“双羽轩”成了金刚坡下团山堡上的沙龙。有一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父亲的好友、名记者罗寄梅夫妇来访，朋友们齐集“双羽轩”。大家畅谈一番后，决定挥毫合作，主题是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画成后由我父亲写题记：“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二日，集重庆西郊金刚坡麓双羽轩，主人司徒乔为娱寄梅贤夫妇来游，乃有合作雅事，此第二帧也。写和靖者蓬莱高龙生，写鹤者太仓张文元，写梅花者新喻傅抱石，彭城李可染，而女主人冯伊梅亦作横枝，傍乔兄坡石。迨晚灯下属抱石题之。”

　　除了司徒乔，我最感兴趣的画家还有李可染。他的住处恰好在我上学的“清龙咀小学”里面，是一间十分矮小的屋子，大概只够他一个人住。我常在上课之余到他的房间去玩，他给我做玩具，诸如可以喷水的水枪，可以打鸟的弹弓，最复杂的是用竹子做成的小推车。当时在我心目中，他并不是画家，而是个能工巧匠。几十年之后，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陪同可染先生看画展，问他是否记得在金刚坡给我做玩具，我话音刚落，他就用徐州口音说：“小推车！小推车！”

　　洋人求画

　　1942年10月，父亲在重庆举办了首场个人画展《傅抱石教授国画展览会》。画展只举行了三天，但在重庆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父亲新鲜而独特的绘画风格，广阔而充满历史感的题材，现代的审美情趣，潇洒飘逸的人物线条，与前人迥异的树石皴法，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但一些思想保守者看不惯父亲这种打破传统的作品，甚至不承认这是中国画。重庆日报刊登了一位保守派名人的打油诗：“远看像冬瓜，近看像蛤蟆，原来是国画，哎呀我的妈！”但更多的人如郭沫若、徐悲鸿、常任侠、张安治、陈晓南等，则热情地赞扬父亲的画展，欢呼“中国画坛出现了又一颗巨星!”

　　当时在重庆的欧美人士也对父亲的作品产生了极大兴趣。英国影响颇大的杂志《画室》在封面刊登了父亲的作品《万竿烟雨》。一些西方的外交官不仅在展场上订购父亲的作品，还邀请父亲到大使馆做客，他们把父亲比作“中国的印象派”，“中国的莫奈”。父亲则说渲染之法古已有之，宋人就很擅长此道，日本人从宋人那里学去了这一方法，我只是再把它拾回来。

　　一次法国大使夫人找到我父亲，说她做了一个梦，梦中身处教堂的花园里，周围开满了鲜花，有马蹄莲、康乃馨、虞美人，美丽极了，希望父亲能把这梦境画出来。父亲根据大使夫人的叙述作了幅画，如梦境般处于朦胧之中，大使夫人不禁惊呼：“这就是我的梦！傅先生的画笔太神奇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金刚坡接待“洋客人”。喜欢父亲作品的外国朋友(有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为了求画，决定深入“金刚坡下抱石山斋”。一天上午，他们一行五六人，在我父亲的学生沈左尧的带领下，顺着田间小路来到我们家。这在当地是件空前的新闻，引起了轰动。

　　我们住的房子既狭小又简陋，而房东家的“堂屋”很宽大，有三十多平方米，岑家有大事全家就到这里集中，房东老地主在这里施展他的威严。于是父亲出面与房东商谈借“堂屋”之事。“什么？洋人要到金刚坡来？来做啥子？”房东没见过世面，听说他的穷房客要在家里接待洋人，十分纳闷。经过父亲耐心的解释，他终于同意借“堂屋”。

　　洋人进了“堂屋”后立即开始观赏父亲的作品，沈左尧忙着翻译。客人们很快选定了自己的目标，谈妥之后已是中午，便急忙地把画作收起来放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堂屋”变成了餐厅，上了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洋客人中，有的已在

　　中国多年，能勉强使用中国的筷子，有的则完全不会，情急之下直接用手抓起来吃。在窗外看“西洋景”的人一阵哄笑，只听见“轰”的一声，木窗户被围观的人压垮了。

　　告别金刚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下午房东老地主拿着一张号外兴奋地走进我们家，一边喊着“傅先生！傅先生！”母亲告诉他父亲去了重庆。老地主说：“小日本投降啦！你们也要回下江去了，金刚坡留不住你们啦！”“下江”是重庆人对长江下游各省的称呼。

　　我们离开金刚坡却是在一年以后。父亲工作的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是项庞大的工程，必须等南京的一切基本就绪，父亲才能到中央大学授课。因此父亲继续留在金刚坡下抱石山斋作画。直到1946年10月，我们全家才迁到重庆市区，在父亲的朋友家中作短暂停留。

　　我们家在金刚坡期间添了两个妹妹——益珊与益璇。大妹妹益珊的出生使我们从此有了女孩子，因此父亲对她百般疼爱，每次从城里回金刚坡都要给她带点心或玩具。益珊如知道父亲这天要回家，则会站在路口的芭蕉树下等候。父亲老远看见妹妹，高兴得用江西口音连声说“乖仔！乖仔！”

　　益珊多次在父亲的画中出现，而且总是站在芭蕉树下，我们一望而知那是妹妹在等父亲回家。

　　终于，去南京的一切都安排好了。重庆的江北机场上停放着几架约有三十个座位的小型飞机。因为机舱狭小，对每个人的行李严加限制。母亲就让我们每个人多穿衣服，以减少行李。虽是秋天，我们却穿得像严冬时一样。螺旋桨转动了。在飞机上我并没有去多想很快要到的南京会是什么样，而在想金刚坡，我事实上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