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刘梦溪
“五四”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能够连接成传统。
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
当今世界,游戏规则国际化，中国要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需要她的忠实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传统文化的根基。
[坛主小传]
刘梦溪，1941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主编。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陈寅恪与红楼梦》（2006）、《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2007）等。
[核心提示]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能够连接成传统。
●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
●“五四”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当今世界，游戏规则国际化，中国要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需要她的忠实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传统文化的根基。
●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者、国家栋梁、文化从业人员、大多数民众，要有重建传统的愿望，要对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一份敬意与温情。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一般把周秦开始，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做传统社会。晚清民初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就是传统文化。
所谓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这是广义的用法；狭义的用法，可以指人类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的结晶，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
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能够连接成传统。有的文化现象只不过是一时的时尚，它不能传之久远，当然不可能成为传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观点，传统的涵义应该指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传衍至今的东西（至少应该传衍三代以上）。文化传统存在于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之中，但它更多地是指这些文化现象所隐含的规则、理念、秩序和所包含的信仰。
“西人”与晚清的“大变局”
文化传统的重建这个问题需要从晚清讲起。
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到了晚清，真正开始了“大变局”。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制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晚清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是东、西方文化的撞击点和交汇点。
出现这种“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进入中国。不是说以前“西人”没有来过，而是说以前“西人”来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与晚清有很大的不同。清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的到来，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于是，就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联军还于1860年9月9日火烧了圆明园（当时东方的第一名园）。
此时的“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的国家主权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遭到根本动摇。
朝野上下一致的共识，是知道自己落后了，应该自强。所以晚清有长时间的“自强运动”。看到洋人技术先进、武器精良，意识到自己要有近代工业、要有洋枪洋炮，于是开始了“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可以说，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就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三十年的辛勤积累，但由于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
中国的“近代”
何以开始得那样晚
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令人思索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早在16世纪就有工业革命、就开始了近代的进程？为什么我们的“近代”开始得那样晚？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人家打我们才开始“近代”？
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里面，没有为走向近代准备好充分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这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学术界没有争论的是，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演进的速度太慢，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时代，就走了差不多三千年。为什么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每当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就有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典型的有两次，一是宋朝之后的元朝，一是明朝之后的清朝。两次都曾造成经济与社会大的破坏。有的研究者喜欢讲“康乾盛世”，但在所谓“盛世”之前，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都是在圈地、劫掠、战乱中度过的，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可想而知。
其二，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推倒了前一个王朝，换上后一个王朝，一切又照原样重复一遍，历史并没有真的前进。农民起义实际上是传统社会的调节器，对统治集团吸取教训减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有一定作用；但如此循环的结果，新的社会因素不容易诞生，传统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容易发生改变。
其三，中国历史上长期重农轻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不可忽视的因素。晚清与外人打交道陷入被动，国力不强固然是主要原因，缺少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也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四，统治者妄自尊大，长期“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
晚年的康熙，一度对西学表现出兴趣，对西士相当礼遇，有的甚至可以“出入禁庭”。法国皇帝路易十四与康熙还通过信件。但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指令传教士不准向中国的拜天祭祖活动妥协，康熙于是在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发布谕旨：“以后不必西洋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顺治更严厉，在他继位的那一年，正式发表禁教诏书，要求所有洋人，除个别为朝廷效力的，一律送往澳门。乾隆继续禁教政策，后来连管天文的钦天监内，也不准外人参与。
而当清代中期的统治者陶醉于“盛世”的“繁华”之时，西方发生了什么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英国的达比发明焦炭炼铁技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英国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北美独立宣言发表；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成功。西方科技革命带动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般突飞猛进，可中国还在为外国使臣要不要行跪拜礼争论不休（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马戛尔尼来华，试图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商务关系，因觐见礼仪延宕了几周时间）。
中国失去与外部世界平等对话、良性吸收异质文化的机会，就是从“康乾盛世”开始的，是他们的闭关锁国种下了祸根。后来，虽接受了地球是圆的学说，但还是自认为中国是在地球的“中央”，其它国家不过是“四夷”。西学盛行，还流行过一种“西学源于中国”的论说，认为西方的许多科学技术我们“古已有之”。这种对外部刺激“反应”的结果，预示着对外来先进事物的“合理”拒绝。
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解体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体系建构的过程。这是一个混合着血和泪的极端痛苦的过程，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大。
“五四”与反传统思潮
晚清大故迭起、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教、保种放在第一位，来不及系统探讨中国打败仗的文化原因。1911年清帝逊位，1916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也死了，国内陷入军阀混战局面。而在国际上，1914年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先进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有了反思传统、检讨文化问题的时间和空间。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当时先进的文化人系统检讨传统文化、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不久胡适也应蔡先生之邀到北大任教。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都是1917年这一年相继在《新青年》发表，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五四”精英们所做的，不是一般地对固有传统的检讨和批判，而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了一次总清理，是全面系统地批评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切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想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路。
他们认为可以引导自己走向新路的，只有西方文化，可以说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举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说、十九世纪的写实批判主义文学思潮、日本的明治维新、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成为当时先进人士检讨和批判中国固有传统的参照系、理论武器和实施的药方。
人们很容易凭感觉推断，传统是不会断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中国的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本民族的传统已经为西潮所震荡，一大批掌握话语权的时代精英，比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傅斯年等，一起站出来挑战传统，向传统发起总攻，在整个社会形成风潮，纵使传统不致被折断，也必然大大地被削弱，或至少会使“传统失去为其延传所必需的拥护”（希尔斯语）。
大传统和小传统
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
大传统被时代精英检讨、反思、添加、融合的几率比较多，而且受制于最高统治者的政策，因此其变易相对比小传统快一些。小传统则表现为地区与族群的风俗和习惯，是长期形成的，往往由一种集体无意识来维系，具有超稳定的惰性力。小传统和过去连接得更紧密，传统文化的密码在小传统里埋藏得更深邃。大小传统的关系，是互动互补的关系。没有大传统，小传统得不到礼仪习俗的思想资源；没有小传统，大传统失去辐射全社会的功能，主流文化的根基就会不牢固。如，“五四”先进人物把家庭和家族骂得一塌糊涂，但“五四”时期中国的家庭和家族照样运转。当时觉醒的青年离家出走，或追求爱情，或留洋，或投身革命，成为后“五四”时期文学作品常见的主题，但悲剧往往发生在出走者身上，家庭并没因之发生根本变化，这就是小传统的力量。
对小传统的大破坏，是“五四”过了50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彻底摧毁传统的非理性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主要打击的是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传统；非理性地反传统，则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
从汉到清，传统社会大传统的传衍经过无数次变易，儒家思想在先秦、在汉代、在宋朝，都有不同的呈现。先秦时期是孔孟等思想家的思想，汉代变成和制度相结合的学说，宋朝则是系统的哲学。小传统的传衍相对稳定而少变易。可是“文革”把小传统彻底破坏了，连每个家庭对传统文化遗存的零星收藏也大都付之一炬，更不消说鼓励子女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同事揭发同事、朋友揭发朋友、街坊揭发邻里。稍带一点传统意味的道德，全部荡然无存。不可轻看全民大揭发对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破坏，直到今天仍然是个未了的问题。
“五四”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请大家想一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民族还能保留下多少传统呢？
文化认同与文化传统重建
自晚清、“五四”以来，我们就面临一项不能绕开的任务，就是需要更新和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
因为你既然觉得原来的传统有毛病，那只有想办法去改造它、建设它、完善它，使它变好。因为你不能真正做到抛弃传统，你也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华夏子孙，即使住到外国去，你的华夏血统也改变不了。
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使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忠实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然的话，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
“五四”精英、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先进们，虽然不留情面地批判传统，但他们又是受传统熏陶、有十足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比如胡适，他曾提出过全面西化的主张，但他身上的传统道德修养，我们无话好说。令人忧虑的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现在的中青年一代，长时间处身于大小传统齐遭毁坏的环境，没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他们身上的文化含量累积得不够，精神气象难免显得单薄而不够从容、不够厚重。
至于如今的少年和儿童，教他们的老师大都是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占据了他们许多课外时间。他们错把猪八戒、孙悟空当作中国文化的全部，以为“康乾盛世”比现在还要好。春节觉得没意思，喜欢过圣诞；中秋节不好玩，就过感恩节，虽然不知道感谁的恩。如今的生活时尚，是一切层面都追求和国际接轨，“五四”时期的“西化”主张反而成了光说不练的“小儿科”了。
2003年的8月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的一篇文章，提出“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的问题。显然，现代化并不能够成为“与自身脱离”的正当理由。
台湾很有名的女作家龙应台，前两年在一篇题为《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的文章里，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她为欧洲传统保护得完好感到震撼。她说，满以为到欧洲会到处看见人家“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可事实上，印象最深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已经开始了一个恢复记忆、连接传统、重建传统的过程。不能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成绩，但由于长期与传统文化脱节，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病笃乱投医”、“事急乱穿衣”的现象，每每有之。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我同意龙应台的观点：“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如果我们能够把承继传统当作生存的需要，传统就活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其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味道的现代人。
文化传统的重建，可以先从易操作的方面着手，如中小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经典文本的阅读、文化典范的保护和开放等等。
在我们重建自己文化传统的时候，有一项颇为重要的内容，就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礼仪重建。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但近百年来西潮冲击，传统价值解体，我们已经没有了承继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走路，怎么跟人谈话，怎么称谓得体等，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状态。
鉴于上述种种，我曾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各项礼仪，并编撰国家礼仪大典。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新朝开始都要“制礼作乐”，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有条件把“制礼作乐”提到日程上来了。礼仪可以重建人的尊严和人伦的庄严，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传统的记忆。
当前，尤为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者、国家栋梁、文化从业人员、大多数民众，要有重建传统的愿望，要对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一份敬意与温情。
（本文是刘梦溪先生在南京大学等高校所作演讲的文字稿，本报有较多删节）
组稿 蒋廷玉
插图 刘道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