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无论如何要面对的，是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别的古文化都中断和灭亡的情况下，它能够惟一存在并“活”到了今天，其原因何在？这是我们每个中华文化的参与者都应该关注的大问题。
中华文化“长寿”的三个“智慧”
我在年纪已经不轻的时候到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考察，就是想弄明白他们的古文明是怎样走向灭亡的。伊拉克的巴比伦王朝、幼发拉底河文明不得了，为什么沦亡了？还有埃及，比中华文明都早，为什么就灭亡了？要好好找找原因，这是文化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支撑我们继续“活”下去，并活得比人家好？我们的中华文化是“真活”，不是“假活”。别的古代文明所有的古文字都看不到了，而我们孔子、孟子的书你随便翻开看，现在还琅琅上口。中华文化真的活着，这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入口点”。在我看来，中华文明之所以代代相继，有三个“智慧”：
一是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中国人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
二是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中庸之道”在所有的极端中找到了一个交集点、合适点和恰当点，在这个交集点上，处在极端状态的人都在我们的关爱之下。“中庸之道”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
三是中华文化不喜欢失控。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更有趣的是创造了哪个国家都没有的科举制度。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使得有效管理，有了人才储备，每3年一次大考，出了大量的人才参加国家管理。而且，由于考试内容是儒家学说，考生们长年累月准备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
中华文化的三大主干精神
在中华文化贯穿几千年的过程中，有哪些主干精神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我找到了几个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大同小康的理想论。《礼记》里所说的大同理想，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大同和小康是非常对仗的词，大同是我们的终极理想，就是天下为公，在暂时不可能做到的时候，先把每一个家庭打理好，把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解决好，这就是小康。
其次是“中庸之道”的方法论。“中庸之道”不是庸人哲学，非常了不起。它是在一个非常容易走向极端的世界当中，避免思想走向极端的平衡器，是弹性哲学中避免脆裂的弹簧。孔子说“中庸之道”是最高道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有“中庸之道”能够关注到一切极端的人。季羡林先生就认为“中庸之道”是中国文明送给世界的“大礼”。
最后是“君子之道”的人格论。这点也很重要，儒家思想包括部分道家思想，它不一定在某个人身上充分体现过，但它作为一个人格典范，隐约在所有人的头上。不管你做了皇帝，不管你做了学士，不管你是秀才，都想做一个君子。君子是什么，孔子、孟子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孔子告诉了我们君子的对立面是什么，那就是小人。这虽然不像西方哲学划分得那样清楚，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这是中华文明很有优势的精神。
中华文化最美是“善”和“爱”
现在我们的文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全球都在眼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我们重大的文化问题。我们的文化人对生态文化有发言权的不多。生态文明最初提出者是老子和庄子，他们提出人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存，这个文化问题后来离开我们很久了。
中华文化如何在世界遇到不可知的危机，包括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时，来平定当代人的心境，沟通当代人互相援助的愿望？这好像关系到人的道德品质，其实还是文化课题。
中华文化中最缺少的是什么？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访学，他在中国呆了九个月，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演说，他对中国非常友好，因此我们对他的批评也很重视。他离开中国时，担任翻译的赵元任先生问他，中国文化的问题在哪里。罗素讲了几点，其中最大的一点是他觉得中国人缺少人道主义的冲动，对别人的灾难往往不太关注，有时甚至还暗暗自喜。
确实，我们的文化过多强调知识技能，对于善良的呼唤，对于爱的呼唤，对于人道主义的呼唤，这些最本质的东西却搁置了，我们的文化缺少“善和爱”这面主要的旗帜。我们现在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各种各样的书店里看到的，永远是“致胜术”，如何赢，怎么战胜别人，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但是在这上面一定还需要飘拂着“善和爱”这面旗帜。如果缺少这个，我们的生活将多么让人寒心。与之相比，任何零敲碎打的文化细节真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没有“善”的火花，“爱”的暖流的话，我们民族的文化再发达也不行。我作为在上海举办的2007世界夏季特奥会开幕式的艺术总顾问，美方总导演老是问：中国56个民族是不是必须一个不落地全部出现？最能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究竟是什么？上海文化和江南文化的特征是不是又要用那首《茉莉花》来表现？京剧、功夫和旗袍是必须的吗？……我说全部都不用出现，要出现也是“顺便”的，希望把开幕式变成我们中国人参与全球人道主义的温暖的对话，参与“善与爱”这个崇高的事业。结果出现这样的场面：一群少林弟子手持长长的少林棍，百般潇洒、川流不息，无数棍棒齐整拍地的声音清脆动人，响彻全场。突然，他们发现了两位试图艰难攀越高度的残障人士。于是，就像接到了至高无上的命令，所有的操练者立即放弃各自的潇洒，给残障人让道，并自动组接成了一道扶持和救助的长城。攀越者没有扶手，却发现众人手上的少林棍此刻全都竖立起来，成了他们的拐杖！“我们的肩膀一定是别人的道路，而我们的脚下一定有别人的肩膀。”这就是人类。我每次看到这里，总会凝神屏息、热泪盈眶。环视四周的观者，也是同样。
毫无疑问，这是极其罕见的有关崇高和圣洁的“人类场面”。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充分健全的，人人都是摸着众人提供的拐杖、攀援在众人的肩膀上。而众人，也因为向别人提供了援助而走向健全。由此可见，观众的注意力，由贯通天地人心的人道暖流所维系。这就是我们的“善与爱”，人类文化的主干。我们能够把这个主干发扬与继承下去，中华文化的尊严与骄傲也全部能够体现出来。
对话余秋雨
问：中国是有数千年偶像崇拜的国度，近年来新生代偶像此起彼伏，比如“超女”、“快男”各领风骚三五年，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名人和历史名人越来越遭到质疑和批判，偶像光环越来越小，请问这是社会进步的正常现象还是倒退，您对此有何看法？
余秋雨：我刚才说的话中已经包括了这两个问题。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关注点，关注点高度决定我们整个文化水平的高低，社会是立体的，本身包含有偶像崇拜，我们不要去否定它。但如果缺少高层次文化的关注，就会降低我们文化的水平和质量，对高层次文化的关注尽量不要以崇拜的方式来表达。
问：网络准入门槛非常低，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发表言论甚至造谣诽谤，攻击他人，不像报纸，发表文章要经过多道程序审核，这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传播现象您怎么看？
余秋雨：对于任何无法回避的事物我们只能正视。在正视的过程中，非网络公共媒体的作用一下子变大了。任何迷失方向的人都会要找坐标的，人们面对过量的信息也要寻找易懂范本，才能使他有可信感、可靠感。在网络媒体如火如荼的今天，人们对正规媒体的期盼就更殷切了。万一网络上出现了对你不好的传言不要生气，总之我们要以微笑的目光面对网络媒体，不要敌视，用很正常的心态来对待之。
正规媒体在文明社会要保持一种端庄尊严的状态，不能拿我们的短处与网络媒体的长处比，反过来应放大他们的短处，他们的短处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胡言乱语，而我们是精准的，人们在江河的漩涡里游荡久了，总是要寻找缆绳的，也需要码头。有一点建议，不要把网络媒体与正规媒体相提并论，我前面讲过了社会是立体的，像楼房一样，有二层高的楼房也有十层高的楼房，不要把二层楼看成是对十层楼的挑战。
问：复旦大学一位教授经常教育学生要存疑，当今环境下我们如何理解这句话？
余秋雨：怀疑是一种非常好的财宝，怀疑主义不是怀疑一切，而是对好多问题都要问个为什么，这非常重要。有个女中学生曾问我，老师在讲课的时候说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但她感觉不是那样的，怎么办？我说你感觉不同可以存疑嘛。对老师的话可以存疑，何况是对不是老师的人讲的话呢。我说我小时候比你更嚣张，上课的时候我坐下面不仅存疑，脑袋里老想着如果这个课我来上，该怎么上？我就假装记笔记，在下面写，实际是完成我的思维构建。所以存疑是好的，世界上有非常明确答案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所以我们不要以极端的态度对待一些把握不准的问题。我们曾经对中国的历史存过怀疑，后来慢慢被考古所证实，有的怀疑是对的，有的怀疑是不必要的。这个怀疑的态度是走向现代科学的试金石。如果一个人连怀疑也不会的话，就失去了思维的质变和独立的个体。
问：是不是好的文化人都要经过苦难的人生磨砺？
余秋雨：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过去好像大家认为没有经过痛苦磨砺就不会出现大家，日子过得好的文化人一定是浅薄的文化人，受过艰难重压的文化人一定是最深刻的文化人，其实不是的。唐代许多诗人日子过得都不错，杜甫那是正好遇到了安史之乱；李白是站错了“路线”，他支持了唐玄宗另外一个儿子，被贬职；王维被安禄山俘虏了，在那边做官，问题就严重了。
文化名人不一定要遭受巨大的痛苦才完成自己的精神构建，比如德国的大诗人歌德，他一生其实没受过太多的磨难，在魏玛共和国时不仅做文化部长，最后还做了国防部长，日子过得好得很，完成了划时代的作品《浮士德》。精神领域的东西，与物质承受是两码事，受磨难的人不见得有精神成果，物质富裕的人不见得是平庸之辈，好与不好不能以个人遭际为标准，特别是在高层精神创作领域是与生活经历无法直接画等号，在艺术领域是一种神秘天赋在起作用。
问：中国语言中有一些过度的假大空，媒体如何个性表达？
余秋雨：非常感谢这个朋友提这个问题。这些年假大空问题比较多，许多人不知道用朴素、具体和质朴的语言表达问题，经常用四个字四个字来表述事情，这非常糟糕。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大学的活动，几位领导的讲话开头一模一样：“金秋十月，桂子飘香，莘莘学子，欢聚一堂”，这实在太可笑了，是非常让人疲倦的语言。你看看司马迁的《史记》，用的都是非常质朴的语言。
我上初中的时候，在旧书店里看到一本老舍写的书，印象特别深，他给学生写信说能不能基本不用成语，少用形容词。我看过以后大吃一惊：老师教我们说写好文章一定要用成语、形容词，我该相信谁呢？那天晚上我作了个聪明的选择，决定听老舍的，老舍比老师有名。现在看来是对的，用质朴的语言写文章，这对每个散文家都是个挑战。
前年我做歌曲大奖赛的评委，我不是对青年歌手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面对几亿观众我可以有机会讲文化。其中有一个题目是用几分钟让选手讲一段关于妈妈的话，结果有6位选手讲的话全是假大空，都一样。我对他们说，你们6个人的妈妈肯定都不一样，你们用空洞的词汇讲妈妈，是对不起妈妈。后来有位少数民族的选手，汉语都讲不流利，我问她歌唱得这么好是不是妈妈教的，她说不是。她妈妈是村里的“歌唱家”，爸爸是邻村的“歌唱家”，后来两人唱歌时认识结婚，再后来爸爸生病死了，妈妈不再唱歌了。这次她参加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赛，妈妈在电视上看到她获奖非常高兴，又开始唱歌了。我马上说，我代表全体评委对你妈妈表示感谢，她用停止唱歌表示对丈夫的怀念，她又选择一个时间开口唱歌，就是女儿得奖。我和另一个评委不约而同给打了满分，因为她没有说假大空的话。
问：中国传媒存在的问题在西方也存在，比如色情、炒作等，您如何看待传媒的文化影响力？
余秋雨：西方色情泛滥、绯闻炒作等，都是小报的事，小报就是小报，如果小报在骂一个文化人，没有一个文化人会生气、恼怒，也没有一个文化人会相信小报登的新闻是真的。
他们的优秀文化成果和文化人确实是通过传媒发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国家力量，这是传媒的基本责任。一张报纸在中国的影响力可能超过一所大学，或超过一个文化领导机构，原因是它直接面对千百万人，它代替千百万人来完成文化选择，当它代替千百万人来完成文化选择，那么文化的主次轻重就显现出来。
问：“中庸之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人的枷锁，影响创新和开拓，在这个时代是不是要重新认识“中庸之道”？
余秋雨：对，是要重新认识“中庸之道”，首先要认识“中庸之道”优秀方面，不要接受它的消极方面。“中庸之道”优秀方面就是反对任何极端，“中庸之道”不是限制进取，它的终极目标是和谐。一切过去文化中的专政主义和极权主义一定不是“中庸之道”。当然世界上任何优秀的文化也有它的消极点。
问：我既是您的“粉丝”，又崇拜李宇春？该如何解释我的文化倾向？
余秋雨：现在文化是多元的，哪一种文化都可以立足。李宇春没有改变歌唱，也没有改变音乐，但她改变了许多中国人表达自己审美爱好的方式。
问：文化复兴和中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如何？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充分条件吗？有没有关联？
余秋雨：中国经济复兴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经济复兴带来了富裕，但精神富裕还要靠文化复兴。有个法国人说中国人不可怕，他们的经济、商品很厉害，但是他们没有价值观念，这句话对我们有刺激，所谓价值观念就是文化。
文化复兴并不是说古代的诗文都让外国读懂了，不是的，这太幼稚。文化复兴，实际上是中国精神形象极其可爱地被广泛接受；在国内，许多中国人觉得享有中国文化是一种骄傲，这才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不要就复兴谈复兴，不要小看文化创意产业，它起了很大的作用，韩剧你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一个国家文化不是很深厚，很快地使周边国家都接受它的影视作品，这就是文化产业的成果，日本有许多富人包飞机到韩国去吃泡菜。我们南京、江苏有没有比较像样的文化产业，我们的传媒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敏感。其实中华文化的复兴，需要我们多做实事，不要喊假大空的口号，现在看来我们在文化产业上的观念还比较落后，我们的传媒应在这方面多关注。
问：就文化奇迹而言，您是否认为您个人就是当今中国文化的奇迹，如果是，您认为这个奇迹是在发展中还是被扼杀？如果不是，您心目中的文化奇迹，接近完成状态的有没有，请点评一两个例子。
余秋雨：我自己不是，我没有考查过人类所有的文明。巴勒斯坦、伊朗、阿富汗等，我都没有坐飞机去，而是坐吉普车，天天都有被绑架的可能，现在没有机会了。后来我还和凤凰卫视朋友到欧洲走了96个城市，用实地考查的方式来完成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对比中华文化，在对比过程中取得某种发言权。然后在国内外反复讲述在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文化是什么。
欧洲的导游都用我的书作讲解词，所以我没有被扼杀。还有些台湾的女孩子，重走我走过的路，走不通时拿着我的书到大使馆说我是余秋雨的读者，寻求帮助。凭心而论我也觉得中国在崛起，许多人都说从未看过哪个国家的学者敢走这么曲折的路。
现在的年轻记者一生下来就碰到了这么好的条件，可以好好地生活，好好地工作，你们考查的条件比我好，完全可以早一点多去考查，多去采访。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本报记者 吴红梅 仲崇山整理 余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