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随波逐流，不知被推向何方

　　亲近文化，也要文化审视

　　讨论这个问题，不能避开央视的《百家讲坛》，这是一个打造学者明星的“梦工厂”，这档节目走红之后，各地方电视台纷纷效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专家学者通过现代传媒，把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历史文化等传播给大众，使艰涩的文化知识变得亲切、亲近，还激发了一些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不过，现在学者讲坛类节目遍地开花，赢得高收视率的同时，也迎来了持续不断的争议。

　　“原来我喜欢看《百家讲坛》，它让我想到这个节目的学术性，刚创办时也确实请了一些专家学者，那些学术讲座让我很有收获。”在省级机关工作的王女士说，“后来，我对这个节目越来越失望，因为学术含量越来越低，比如说清史讲三国，就是照本宣科，无非是用现代语言把历史故事重述一遍，主讲人成了一个现代说书人。”

　　曾是高校教师后来经商的刘先生对于电视讲坛节目的复古倾向以及不良社会影响表示了担忧。他说：“《百家讲坛》这个名字早已名不副实，应改成《史家讲坛》。我们应该弘扬传统，但不能沉湎于故纸堆而且缺乏文化审视。历史故事里的帝王意识、权术谋略、宫廷争斗、稗官野史、揭私探秘乃至明哲保身的庸俗哲学，在电视荧屏上得到大肆张扬，一些学者讲起来也是津津乐道，这与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弘扬的民主、法制、改革、创新等现代精神格格不入。”

　　采访中，持上述看法的观众占了很大比例，更有观众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百家讲坛”改成“俗家讲坛”或者“通俗演义”更准确。记者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现在一些电视台的类似节目干脆就请来了说书人，这倒是在无意间抓住了本质。

　　电视讲坛本质上是娱乐节目

　　《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曾透露，不少主讲人刚上节目都不合要求，经过培训后，他们逐渐悟出，在电视上讲课和在学校讲课完全不同，在电视上讲课就像说单口相声，三五分钟就要抖个包袱，学术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有娱乐精神。

　　留美博士、传播效果研究学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周培勤归纳了电视讲座类节目的基本要素：其一要有故事，于是这类节目都变成了史家讲坛，因为历史充满故事；其二要有画面，受众注意力集中时间短，需要画面刺激；其三要有悬念冲突，这样才能吸引观众看下去。周培勤认为，这类节目在本质上和超女选秀是一样的，都是娱乐节目，肯定不能把它们定位于学术讲座。目前学术界对这类节目的批评主要着眼于此，批评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误导观众。这些节目的重心在演讲技巧，而不是学术份量，主讲人是名人但不是专家，如果钱钟书上这些节目，肯定“见光死”。

　　这种误导如今在大学生中已经产生。现在大学教师上课压力很大，学生都用《百家讲坛》的标准来要求老师，可这完全是两码事，听《百家讲坛》，就是听一个故事，听一个开心，而在大学课堂里仅仅一个故事和开心就够了吗？很多学问是要静下心来思考的，无论讲还是听，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时还是很痛苦的过程。

　　在西方，电视娱乐化来得更早些，因而出现了一些批判学派，从麦克鲁汉一直沿袭至尼尔·波兹曼，后者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娱乐至死》，对以电视为主的影像时代让新闻、政治、学术等一切都变得娱乐化进行了大力批判。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依赖媒介生存的电视知识分子曾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电视不利于表达思想，它必须在‘固有思维’的轨道上运作”，“他们借助电视对于公众的号召力，利用大众对专业领域的缺乏了解，赢得他们难以在专业领域得到的认可。”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接受采访时认为，电视机在中国代替了传统家居空间里的神龛位置，通过那个“神龛”，现代传媒制造着一个巨大的世俗神话，电视明星成为受众共同的精神“图腾”。这些现代娱乐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信念代用品，有着与精神性符号相近的外表，但它诉诸的是人的欲望部分，是物质和名利欲望的心理投射。然而部分观众在满足之后，却是更加严重的心灵空洞化和无聊化。为了掩饰这一内在的空洞，娱乐神话则需要通过更具吸引力和迷幻感的产品来维持，以外部的信念狂热，掩盖着内在空洞的事实。对于电视文化形成强烈心理依赖，催生出偶像崇拜的意志迷狂。

　　学者、媒体、大众

　　亟需“文化自省”

　　其实，古今中外，学者明星屡见不鲜。从孔子周游列国讲学，到传统书院开馆授徒，再到近代报刊开启民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放弃过向大众普及文化、传播新知的责任，同时也不乏追随者。在西方，文化学者对待电视的态度是开放、进取并有责任感的。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罗素就经常应英国媒体的邀请做通俗哲学演讲。上世纪80年代末，《思想家》一书是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开播的一个电视系列节目内容推出的。这个节目名叫“与哲学家们交谈”，邀请当今西方思想界声望极高的思想文化大家上电视，他们以简洁、通俗的内容，向电视大众介绍了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学派、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等。即使今天，《思想家》仍在影响着普通读者的心灵世界。

　　本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应只停留在书架上、故纸堆里，也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与大众对话，在教化民众的同时，也接受民众的甄别与评判，学术才更有生命力。反过来说，整个社会大众学术文化素养的提高，也会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化批评学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芒说，让学术走向大众是有必要的，“知识就是力量”也包含了这样的含义。其实，“学者明星化”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隐藏在“学者明星化”背后的问题，即“知识阶层市侩化”，学者明星屈从于商业模式迎合并制造一些虚假的大众文化需求。在这股潮流中，一些传统文化在所谓的“普及”中早已面目全非，一些学者对文化的态度是“把玩”、“猎奇”，而不是审视。不少学者明星正越来越多地具备和娱乐明星一样的特征：出入媒体机构，到处演讲，出书、签名售书，担任各种社会职务，而学术含量越来越低，有时甚至打着文化的幌子追名逐利，误导大众。

　　现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学者、媒体、大众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在文化失范的时代，大众对“文化”的需求日趋功利、浮躁，媒体把好了这个“脉”并投其所好，把学者媚俗化无限放大，逐步“恶性循环”。

　　大众对于媒介照单全收的心理也需要有所调整，需要提升媒介素养。“我是搞媒介研究的，知道一些招术的背后是为了吸引眼球，但普通受众容易被媒介牵着鼻子走。”周培勤介绍说，在国外，中学课程里就有媒介素养这一课，而中国这方面的教育比较滞后，需要加强。

　　张光芒强调，学者、媒体和大众，现在亟需进行集体“文化自省”。需要提倡符合这个时代的进步的历史观、价值观，首当其冲的就是力戒浮躁。学者无论是冷坐书斋还是走向大众，关键要做好真正的学问，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拒绝“学术失身”与“学术泡沫”；大众不应以“娱乐精神”作为自己接受文化的惟一标准；而媒体，最关键的是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坚守正确的文化导向，而不是一味地倒向市场与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