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琛大学毕业工作没几年，月收入2000多元，经常请女友看电影、吃饭，送女友礼物，自己还要买名牌衣服、新款手机、手提电脑，是个典型的“月光族”。现在他和父母住一起，日常吃用都靠“蹭”，以后结婚买房也只能靠父母了。

　　在南京某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小倩，月工资4000多元，不过，她每年用在化妆品上的消费达到了6万元，当然，不少开销是父母提供的。小月是一个1984年出生的女孩，母亲做钟点工，家庭收入很低，不过，她用的化妆品是世界顶级品牌“倩碧”，这让她妈妈怎么也想不通。

　　在某跨国公司工作的龚小姐是个讲究精致生活的人，吃、穿、用几乎都是名牌，“我们这个圈子的人都讲究名牌，如果我不用名牌，就显得格格不入。”说这些话时，她显得无奈。每年她都会趁工作之便，出国去狂购名牌服饰。到外地出差住宾馆，至少“四星级”。

　　陈琪四五月份出席婚礼、寿宴掏了近2000元“份子”，金秋就要来临，她的钱包又要遭“劫”了。“现在的人结婚动不动就几十桌，豪华婚车十几辆，排场越搞越大。客人不去不好，去了钱遭殃。”陈琪叹了一口气：“唉，大家都是工薪阶层，有的人要面子要奢华，有的人却要为此付出不堪承受的代价。”

　　南京月牙湖、龙江地区，分布着多家高档饭店，服务员都配上了对讲机，这些饭店几乎每天人满为患，停车场上车辆铺天盖地，动辄几千元上万元的酒席屡见不鲜。

　　再来看看城市建设，急不可耐地求“气派”，求“现代”，一些普通设施如市民广场也要铺上花岗岩，一派富丽堂皇……

　　消费追求档次、名牌，城市建设盲目效仿、攀比，求大求洋……“奢华病”有蔓延之势，引人深思。

　　炫耀性消费带来虚荣效用

　　记者曾采访《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他到江苏电视台录制节目，就穿着皱巴巴的衬衫长裤，简朴得甚至有些邋遢。这个熟读二十四史的年轻人，认为自己不需要那些名牌来包装自己，因为他内心很充实自信，他说，有些人需要用名牌服饰、名车豪宅来获得某种认可，大概是精神虚空缺少底气的表现。

　　在制度经济学派的开山鼻祖凡勃伦的理论辞典里，商品被分为两大类：非炫耀性商品和炫耀性商品。其中，非炫耀性商品只能给消费者带来物质效用，炫耀性商品则给消费者带来虚荣效用。所谓虚荣效用，是指通过消费某种特殊的商品而受到其他人尊敬所带来的满足感。他认为：富裕的人常常消费一些炫耀性商品来显示其拥有较多的财富或者较高社会地位。

　　有统计表明，中国内地目前富有群体拥有大约1.5万亿美元的资产，他们是奢侈品消费的中坚力量。但在奢侈品消费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是尚不完全具备消费实力的“参照群体”。这些人进行豪华消费，目的在于仿效地位较高人群。在他们看来，是否拥有某些奢侈品甚至成为能否进入某个高消费群体的标志。

　　德基广场目前是南京最顶级的购物广场，集中了国际一线品牌，单品价格多在几千甚至上万元，但开业一周年以来，销售额节节攀升，最近LV专卖店开业竟然遭到哄抢。客户经理王丽丽小姐向记者分析，来德基购物的并不都是非常有钱的大款，其中有收入较高、崇尚名牌的白领，还有一小部分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他们年轻时尚，喜欢冲动消费，省下好几个月的工资，就是为了买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名牌。

　　在一些国人看来，是否有能力消费与夸富是在社会上有没有“面子”的重要指标，而“面子”是身份与地位的标识物。马克思说过：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的近旁耸立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鲁迅曾经批评过中国人“好大、好凑十、好洋”的民族病，这在如今的城市建设等方面也显得非常明显。

　　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一部手机可以用很长时间，只要这部手机还可以通话，就不会更换。而在中国，许多人用手机不仅仅是为了通话，还要追求款式和附加功能，年轻人半年换一部手机稀松平常。诺基亚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国人更换手机的频率在世界排名第一。

　　记者一位在南艺留学的美国朋友大卫，他的母亲是心理学家，父亲开着一家大公司，算得上富裕家庭了，不过，大卫一年四季节衣缩食，一部手机五六年了，典型的“老掉牙”，一个mp3，还是几年前花三四百元买来的，随身更是找不到一件奢侈品，平时就是靠做外教挣一点钱贴补着消费，租住的宿舍里更是“一贫如洗”，家具几乎都是从旧货市场上淘来的，他说，其实许多美国人都是这样的，自己这样很正常，他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新”而不喜欢“旧”，能容忍脏和乱，却不能容忍“旧”？

　　其实有些富人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都是挥金如土。全球第二富豪、投资大师巴菲特特别“抠门”，他酷爱喝可口可乐，可是他从不到超市零买，每次都是成箱批发，就为了省下每瓶几美分的差价。记者还有一位资产上亿的老板朋友，乍一看怎么也不像亿万富翁，他出门总开着一辆旧面包车，还经常穿几十元一件的仿名牌。

　　一个人均GDP仅1000美元的国家，一个还在为科教卫费用发愁的人群，奢侈消费时代真的到来了吗？南大社会学博士陈暑红说，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多元，这其中也包括了畸形价值观，导致了国民尤其是青年人的功利消费心态，再加上媒体推波助澜，外界炮制的繁荣幻象，更引诱青年人迷恋奢侈消费。炫耀奢侈其实是一种不良心态的表现，追求奢侈消费的人，往往活在对别人奢侈生活的无尽羡慕中，活在对自己无法享受奢侈生活的不断责备中，甚至于活在对物质“报复性”的占有欲中，迷失了自我，迷失了人生价值取向。

　　“奢华病”的出现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长期以来，人们生活在物质匮乏的状态下，渐渐形成了对物质的强烈“崇拜”，乃至以此作为炫耀的手段。此外，目前“一夜暴富”屡见不鲜，公款消费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病态式消费于是开始盛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比排场、讲气派的现象仍较为普遍，成为导致过度消费、炫耀式消费的一大原因。同样，城市建设中一味追求“现代”、“气派”，骨子里是想用这些来证明自己，这其实是一种民族的不自信。

　　物质背后，还有一个精神空间

　　当然，刺激消费投资、扩大内需，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提倡理性消费，反对炫耀型消费、浪费型消费。部分年轻人完全脱离自身承受能力和实际需求，非理性地过度消费，甚至不惜“高负债、高消费”，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从节约资源的角度讲，理性消费就是以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大的效用，以可持续消费，得到可持续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不仅体现在大项目上，也与每个人的日常消费息息相关。学者们还担忧，奢侈消费将对社会心理的平均承受能力构成冲击，从某种程度上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晓愚，剑桥大学经济学“海归”，一个“80后”，是奢侈品的消费者，也是研究者。她说，其实奢侈品并没有中外之分，社会发展到一定时候，奢侈品的消费必然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最根本的还是如何理解奢侈品。”晓愚说，全球消费品的“发源地”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高端商品销往亚洲时，logo都做得很大、很显眼，而在本国都做得很小、很隐蔽，社会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们对待品牌的心理是不同的。

　　晓愚认为，年轻人当然可以拥有一些奢侈品，使用得当可以提升品位，增强自信心。“适合的时候，拥有一件适合自己的奢侈品。”这就要求一个人了解自己，知道如何定位自己，了解一个品牌以及背后的文化，在自己与这个品牌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交融点，这个时候，奢侈品对一个人来说，才是真正的“知音”。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倾向，就是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分开，而且总把两者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其实，精神与物质是完全可以相通的，两者之间处理得当，完全可以相得益彰。奢侈品的消费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一般是个体行为，不过，如果变成一种“集体狂热”，那就是一种病态，因为，毕竟是人创造了物质，而不是物质驾驭人，奢侈品可以提供一个人与物质关系的维度，而不是全部。物质，永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扩大到城市建设等方面，同样是这样的道理。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曾经刮起了强劲的“奢华风”，不过，到90年代时，日本人开始反思，1992年9月，日本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一书问世，立即形成了阅读热潮。作者从日本家喻户晓的历史上的一些文人、画家、僧人、隐士谈起，他们的思想有一个共同之处：认为生活应尽量简朴，摆脱物欲缠绕，让心灵悠游于平和自由之境，那才是一个人最高尚的生存境界，真正的还原自己。“清贫”绝不是“贫穷”，而是主动放弃多余的物质追求，在简单、朴素之中体验心灵的丰盈充实，追求广阔的精神空间和“风雅”之境。作者认为：欲无止境，一个阶段的目标实现之后，更新的目标层出不穷。街上充斥着刺激人购买欲的广告，钢琴、音响、汽车，还有漂亮的住宅，似乎都唾手可得。从此，我们被欲望彻底地俘虏，在称呼上也已不再是平凡意义上的人，而是成为了一群“消费者”。

　　其实，当我们废寝忘食、压力重重地工作，以此换取美食华服、豪宅名车的时候，突然发现，悠闲的时光、快乐的心情、洁净的水和空气却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作家汉斯·马格奴斯·恩森贝格在谈到新奢侈的未来走向时，说了一段饶有意味的话：“未来的奢侈品将告别非必需品，而追逐必需品。在消费疯狂增长的影响下，紧俏的、稀有的、昂贵的及受青睐的将不再是高速汽车、金表、成箱的香槟和香水等大街上随处可见的东西，而是像宁静的时光、足够的水和空气等基本条件。”

　　本报记者 汪秋萍 贾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