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信息时代，我们还要不要读书？回答是肯定的。

　　读书是人类的专利，人类创造了书籍这种方式，用来传承知识，积累文化，涵养情志，使新一代的知识起点承接在上一代的知识终点上，步步登高，走向辉煌。

　　读书可以超越时空界限，可以与人类文明进行无障碍对话。今天可以同李白、杜甫对话，明天可以同荷马、但丁对话，只有人才能享受这种无障碍对话的读书乐趣。书籍积累、交流、传播着知识，日久天长，川流不息，它已经积累、交流、传播成现代知识社会，因此，在现代社会不读书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读书是终生的旅行

　　知识和学问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持之以恒，把读书作为终生的习惯。

　　欧阳修曾经提出“三上”的说法：枕上，马上，厕上。他平时对文章苦苦思虑，全神贯注，才能在不经意中灵感突然袭来。不是书要我去读，而是我要读书，读书的欲望全然在我们自己。

　　学习的欲望是一种知不足而求足的欲望。要保持这欲望，使它长盛不衰，就要在一些关键时刻超越种种精神障碍，处劣势时发现自己的优势，翻过一面看问题。

　　自己是自身潜力的载体，潜力的释放，精神的解放，自己最知深浅，最知可能。所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自身的潜力。别人用8个小时读书，你花上10个小时读书，把应该读的文献都梳理一遍，才能在学科领域获得充分的发言权。

　　有的人知识比较系统，本是好事，但是写文章容易落入教科书框框；有的人知识比较芜杂，本是坏事，却往往有自己的体会，不入框框，一旦成熟，就多少有点创造性。研究工作贵在创新，如果别人怎么讲你就照着讲，是不可取的。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精神优势，欣赏和发挥这种优势，把它落到实处，建立学术上有根柢的创新机制。

　　围绕着一些有价值的、有兴趣的领域，对与它相关的各种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阅读，相互比较揣摩，从它们微妙的差别、不同层面的变化、甚至相反相成中，发现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体验。这样，你的思想就自由了，你就有了发言权。因为人家没读的你读了，人家没读那么多而你读了那么多，人家没注意到的你注意到了。

　　作为专业化读书方式的竭泽而渔，是耐人寻味的。泽中有水，甚至混有泥泞，不易看清鱼的真面目。要把这水、泥排尽，以便把鱼通通捉到，就要寻找到排水的有效方法和渠道。“竭泽而渔”，是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倡导的治学方法。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等文章，堪称竭泽而渔治学方法的典范。他为了搞清《元史》中不时出现的“也里可温”这个词的含义，就把210卷的《元史》全部读了一遍，把所有“也里可温”的条目全都抄录下来，然后把蒙古白话写成的《圣旨碑》和其他元代书籍里有关“也里可温”的材料进行参证，终于发现“也里可温”就是元朝基督教各种派别的总称。前辈学者这种见疑不放，对于有价值的、但别人不甚经意的疑难问题穷追不舍，从不一知半解，舍得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没有求知欲的人，就像没有翅膀的鸟儿

　　书之为物，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墨迹和纸张，它有体温，渗透着昔者或彼者的生命体验和智慧表达。英国诗人弥尔顿说过：“书籍绝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含着生命的结晶，包含着像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活生生的灵魂；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小瓶子，里面储存着那些撰写它们的活着的智者最纯粹的结晶和精华。”

　　正是有这种书中生命的存在，我们才有根据相信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精邃，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因为书中不同的生命方式，搜索着和激发着与之对应的人的生命潜能，读书也就成了在字里行间发现自我、丰富自我、调节自我的心理过程。当书触动你的生命感觉时，建议你注意做好读书笔记。记笔记是人和书中的生命对证。你读到哪点最有感觉，你觉得哪点最有价值，你感到哪点最为重要，你感到哪点最为可疑，都不妨记录下来。一字一句地记，可以加强你的印象和记忆；分门别类地记，可以积累你的知识和清理思路；提要钩玄地记，可以在提要中把握要领，在钩玄中深化对意义的理解。张之洞讲：“读十遍，不如写一遍。”这也可以用在做笔记上。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要想学问大，就要多读、多抄、多写，一个人想要在学业上有所建树，一定得坚持这样做卡片、摘记。”唐弢先生也认为，大凡读书，一定要做读书笔记，不要自恃年轻时记忆力好，就不做笔记，如果那样，书读多了容易混杂，年纪大后记忆衰退，就难免要吃亏。唐弢先生晚年写鲁迅传的时候，想找一个材料，鲁迅曾经说过他的父亲喝醉时老打他母亲，所以，鲁迅从不喝醉。这段话在哪里？他查找了半年没查到，又找了鲁迅博物馆研究员，也没查到，后来偶然读书时，发现在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里面。因此，他一再告诫，必须做笔记，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好。如果把鲁迅跟酒的关系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一查起来不就很方便吗？也就用不着花半年时间去大海里捞针了，一有感受就写下来，要赶快，不要偷懒。

　　既然把读书当作人与书中的生命的对证过程，就要设计好自己阅读的阶段性，处理好阅读注意力的集中和转移，逐渐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设计自身学术拓展的战略家。记笔记，关注对证过程的生命痕迹的记录；设计，关注生命对证的过程性的衔接和超越。

　　读书的设计是一个立体性、动态性的设计。围绕着某个问题、某种原有优势的拓展，既可以在纵向上涉及古今，又可以在不同层面上涉及中外以及诸种学科。知今不知古，就罕能清理出事物的原理；知古不知今，就罕能悟透事物的意义和它运行的曲线；知中不知外，就容易使自己的知识封闭起来；知外不知中，就容易使自己的知识失去根，变得虚浮空泛。古今中外在某一个问题上进行互参，是读书深入以后应该追求的通则。七百多年前波斯诗人萨迪在跋山涉水、托钵化缘的漂泊生活中，就说过“没有求知欲的学生，就像没有翅膀的鸟儿”这样的话，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难道我们就不需鼓起翅膀，翱翔于中外古今的知识空间吗？

　　以智慧读书，在书中读出智慧

　　世界上书籍之多，用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说是浩如烟海一点也不过分。而近世以来，企图对书中知识做出种种解释的思潮流派又五花八门，这就使得读书在面对花招百出的路标时既受启发，也易陷入迷魂阵。要保持一颗纯朴的心去认知书中的原本意义，已是难乎其难的事了，戴着不止一种颜色的眼镜走进书海，难免会坠入云里雾中。

　　因此，读书要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有感悟力、有感觉的人，第一印象是鲜活的，抓住新鲜的思想萌芽，上下求索，推演出一个新的理论。读书要首先不淹没自己，然后才能挺直腰杆与五花八门的思潮进行创造性的对话。切不要被一些现存成见和空泛术语套住，诸如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等，不要被这些大概念束缚，以至遮蔽眼睛。首先看看李白、杜甫原原本本的是什么，读了之后首先感觉到什么。杜甫有一首诗《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说花敬定将军请他吃饭，奏的曲只能在天上，在长安，皇族那里，朝廷那里听到，人间能够得闻几次呢？如果先入为主地相信宋人、明人出于忠君思想的解说，就会人云亦云地认定杜甫在讽刺花敬定，讽刺他僭越非分，在宴会上采用了皇家才有资格享用的礼乐制度。事情果真这样吗？现在一些注本都是这样讲的，沿袭明清时代的诗话诗评。这样讲似乎有学问，似乎很保险，但是实际上放弃了还原和创新的可能。杜甫还写过一首赠给花敬定的《戏作花卿歌》，称赞“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歌颂他平定叛乱勇猛剽悍的能力，说朝廷为什么不把他调到中原平定安史之乱，“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却在这里守成都？实际上杜甫何尝是讽刺花敬定的意思呢？杜甫是说这美妙的音乐只能在长安朝廷里听到，现在我居然在成都将军府里也能听到了。可见安史之乱后，皇家的梨园子弟都流散了。这是开了一种风气，也就是中唐诗人用梨园子弟的流散来回忆沉没了的盛唐，别具一格地言音乐以怀旧。

　　沿着这条思路，杜甫到夔州看到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叹息着“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如今都流散到这里来了，“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杜甫到江南看到李龟年，又叹息过去在长安“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想不到现在到了江南，“落花时节又逢君”。盛唐衰落到这样子，梨园子弟流散到江南来了。白居易被贬官到江州，现在的九江，看到长安教坊的琵琶女流落到这里，就不能不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以致这位江州司马的青衫都被泪水打湿了。中晚唐用音乐来怀念沉没了的盛唐，是一种思维的模式。这样解释，才可能对杜甫饮酒听乐时忧虑苍凉的情绪感同身受，“此曲只应天上有”，天上才有的曲子到这里都能听到，盛唐的衰败已不可收拾了。如果拘泥于古人的忠君思想，认为杜甫吃饭都不忘皇帝，每饭不忘君，就丢失了杜甫作为一介寒儒漂泊千里的那份旷野情怀。现在很多研究受宋人影响很大，我们要打扫历史尘埃，从重视第一印象做起，用现代的精神、今天的眼光好好审视诗和诗人，增强经典重读的创造性。

　　巴尔扎克说过一句话：“问号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宋朝陆九渊也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应该拿起这把带弯钩的问号钥匙，启动疑中求进的思想主动性，质疑自己的眼光为什么只看前人的背影，而不能站得更高一点，直接面对事物的本原和本质。我们应该直接面对杜甫和李白，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文化生命。李白昨天晚上跟我一起喝酒，他拿起酒杯就吟唱《将进酒》，高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杜甫今天上午和我一起，赴花敬定的宴席，为音乐而感动，叹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要直接面对他们，而不是在历史层层的阻隔、术语层层的裹挟中无所作为，把自己遮蔽起来。李白、杜甫的诗，就是写给我看的，我先读了之后，得出我的印象，再来看前人怎么说的，跟他们对话。这种研究程序可以概括为四句话：跳过背影，直趋本原，留住感觉，反思前贤。

　　朱熹讲读书要做到“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中最重要的是心要到，用心灵的眼睛来读书。最要用心灵的眼睛来读的，是经典。经典是文化智慧的集合，包含着最耐人寻味的文化血脉在里面。经典可以用权威的知识来使你感受到文化的根在哪儿。少年多读名篇，青年读大书经典，中年多读专业书，晚年读点杂书。少年记忆力好，对历代名篇多加记诵，可以终生受益。年轻时读一点大书，大书有大书的气象效力，这是那些装模作样、卖乖取巧的小家子气无法比拟的。朱自清说过在中等以上教育里，经典训练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阅读经典的作用就是叫人见识经典一番：见识什么叫做经典，对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根基，至关重要。

　　读书“出入法”

　　最后，想讲一讲读书要重视书里书外。应该意识到，是人在读书，而不是书在读人。因此，人动书自动，人活书自活，不要让书把人的活泼泼的脑筋套成死脑筋。宋代有个批评家讲读书要知道出入法，开始时要求得怎样才能进去，最后要求得怎样才能出来。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讲，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不要给书套住，要是读书走不出来，那跟蛀书虫差不多。读书要在哪一点上下功夫？要在不疑处生疑。大家都习以为常，能在习常之处打上问号，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朱熹曾经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什么叫疑问？疑问就是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善于提出问题进行创新，就能在书山学海中出入自如。

　　这里讲一个简单的案例。杜甫的诗没有写过海棠，大概搞古典的人都不陌生：楚辞无梅，杜诗无海棠。王安石后来赋《梅花》：“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宋人对海棠很喜欢，却在寻章摘句时发现杜甫怎么不写海棠，对此迷惑不解。杜甫48岁到成都，57岁离开重庆的奉节，在四川呆了10个年头。四川向来有香海棠国的声誉，杜甫竟然没写过海棠。宋人很喜欢海棠，但被他们当作老祖宗来崇拜的杜甫却没有海棠诗，给他们的宗杜情绪留下一个不小的缺憾。所以，《古今诗话》里就出了这么个说法：杜甫的母亲乳名海棠，为了避讳他不写海棠。对这结论我们怎么看？杜甫没写过海棠，李白也没写过海棠啊，韩愈、柳宗元也没写过海棠，元稹、白居易也没写过海棠。中唐前期只有一个王维写过一个《左掖梨花》，就是他在门下省值班的时候看见了“黄莺弄不足，衔入未央宫”的梨花。《文苑英华》注解说，“海棠花也”。所以，王维的时代海棠花还叫梨花、海棠梨。由此可知，盛唐直到中唐前期，海棠还没有成为诗人的意象。盛唐诗人更重视的可能是马、牡丹、苍鹰这些刚健华丽、魄力宏大的意象。海棠成为审美意象，是在中晚唐之后。宋人更是把海棠写大了，比如苏东坡。在《千家诗》里就可读到他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把海棠当成美人，怕她夜里睡着了，燃起蜡烛来看她，这里面蕴含着多少缘分和情趣。宋人爱海棠，又以自己之心去度盛唐人之腹，全然不顾盛唐人更重视的是马、鹰、牡丹那类意象的盛世情怀。海棠是另一种美，是一种娇美的意象，是晚唐、五代、宋时期诗人感觉由宏大转向细腻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意象。词，这么一种柔媚的文体，也是在晚唐、五代、宋发展起来的。词就是我们诗歌文体中的海棠。世上的美是多姿多彩的，哪一种美在什么时候进入诗人的视野，刺激诗人的感觉，并在感觉普遍化中形成意象，这需有特定的历史机缘。捕捉住意象进入诗歌的历史机缘，就使一部诗歌意象史，折射着一部诗人精神史。

　　通过意象史透视精神史，就深入到文化潜流里面，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对过去时代书的误读的原因，就能够在不疑处生疑。这就从书里读到书外，在书里生长出问题意识，在书外展开创造性思考。进而言之，读到书外，还有一个学以致用的问题。把经典的大书和社会人生的大书对读，这更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所在，是读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做一个优秀文化的汲取者、传承者、创造者，这是何等幸运和幸福！安心向学，努力读书，并非小事。长此以往，则个人愈来愈亲清俊而远俗气，社会愈来愈和谐而远浮躁，国家愈来愈强大而屹立于世界。

　　本报实习生齐琦

　　本报记者姜圣瑜整理 本版插图 刘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