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走出个人庭院面对广阔生活

　　记者：作为江苏作协副主席，你是如何身体力行现实主义创作的？

　　赵本夫：这么多年来，我的现实主义创作经历了3个阶段。从最早关注农民命运、展现淳朴的情感美(以《卖驴》为代表)，到第二阶段的关注国家、社会、人类的命运，探索人类的生命状态、生命意识(以《天下无贼》为代表)，到今天的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地母》为代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永恒的话题，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地母》的第三部准备在上半年写完。

　　记者：您认为作家深入生活是“作秀”吗？也有人认为有的作家依靠才华就能写一辈子。

　　赵本夫：作家要有大的视野、大的关怀、大的悲悯，文化需要碰撞，碰撞才会产生灵感。所谓深入生活，说白了就是增加你的人生阅历。前年、去年我有5个月的时间在大西北体验生活，足迹遍布陕西、宁夏、青海、四川、贵州等贫困地区，条件很艰苦，甚至还累病了，但我认为值得。

　　一个优秀作家需要知识的积累，生活的积累，思想的积累。作家有三种生活：一种生活是在巴掌大的地方站住脚跟；另一种是你的日常生活；第三种生活是打开院门，走进旷野，你看到的将是另外一种景观，一种更为壮阔的生活。决定一个作家能够走多远，除了他的才华以外，最终靠的是这个作家所具备的生命的厚度和精神的高度。

　　记者：请你谈谈江苏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状况？

　　赵本夫：与西部及一些北方作家相比，江苏作家不是那么尖锐，这和这个地区的文化传统有关，但江苏作家关注现实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生活进行渗透、关注，我们有全国引人关注的四世同堂作家队伍，大部分作家走的都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

　　不要浪费

　　这个生动的今天

　　记者：你如何看待作家关注现实？

　　毕飞宇：作家是必须关注现实的，当然，有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现实。至于你关注什么样的现实，关注的东西重大不重大，由作家的气质和审美习惯而定。有些东西很热闹，但作家未必感兴趣；有些东西就在眼皮底下，未见得有多轰轰烈烈，但对一个作家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对作家来讲，我们关心的现实，更多的是这种处境下人内心的处境与隐含性的人际关系。不管社会怎么动荡，人内心总有恒定的东西，作家要反映的也许就是这种东西。

　　记者：作为一个全国知名青年作家，你如何看待创作的当下性问题？

　　毕飞宇：我们这代作家上世纪80年代后开始写作，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席卷中国的时候，更加看重技巧和文本，随着小说的发展，要求我们作出反思。就我内心来讲，希望更多地切入大地，切入普通人生活。事实上，这种转变从世纪初就开始了，《青衣》、《玉米》、《平原》都是在这种精神背景下产生的。今天，对我来讲又有了一个新的课题——关注当下性。《平原》之后我对自己的新要求是，在现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当下性。去年12月起我开始创作一个长篇，这部作品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一部分时间在书斋里，另外一部分时间则在书斋之外，做了很多实地采访，现场调查，我必须把我小说中描写的东西夯得很实。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不想浪费这个生动的今天。

　　记者：也有评论家认为关注当下是一种功利和迎合，你怎么看？

　　毕飞宇：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必须要强调的，作家做任何选择都必须发自内心。这和受外部诱惑和压力有区别，一个作家不管向现实向幻想走都是可以的，但必须遵从内心的选择，尊重创作规律和自己的美学趣味，这对作家来说至关重要。

　　精彩的生活

　　我们无从回避

　　记者：这些年，你创作的《中国制造》、《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等反映现实社会、透视改革历程的一系列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厚爱，你是如何看待现实题材创作的？

　　周梅森：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变化快，一方面，国民财富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深层次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让人眼花缭乱。如果作家对这个时代没有很好的把握，没有介入到这个生活中去，那么对于当下的写作会有很多困难。尤其是，今天的生活决不是我们在书斋中所能想象和复制的，今天生活展现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

　　我是个对生活有激情的人，全方位介入，我作品中的官员、企业家包括各色人等，都代表着浓郁的时代信息，这和书斋里不一样，血管里流出来的血，与水管里流出来的水是不一样的，即使染上了红颜色，水管里的还只是水。

　　我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让我动感情才写，我的作品没有一部是长官意志的产物，我总结出的一个经验是，你只有对生活有感触，观众才会买你的账。

　　记者：您曾经表示过要用作品来记录、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这种社会责任感是您在写作过程中逐步树立的，还是您最初从事写作就意识到了？

　　周梅森：这种责任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逐步树立的。最初从事写作的时候，我对当代生活不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流逝，对生活的体验越来越深入，对生活的感悟也越来越多。当代生活本身的辉煌、多姿多彩以及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矛盾具有非凡的魅力，让我无法回避，这一切迫使我去更多地观察、思索，进而去积极地创作。

　　接地气

　　才能成为好作家

　　记者：对一些年轻作家来说，“回到生活中去”似乎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这几年你一直笔耕不辍，你是如何看待文学的现实性的？

　　庞余亮：去年我在《钟山》、《人民文学》等杂志发了18万字中短篇，今年已发了12万字，题材都与现实有关。最深的体会是，作家的写作必须回到生活中去，因为文学的根本还是生活。凭以往的经验进行写作，永远只可能是半桶水。只有把以往的经验和现实的生活焊接起来，才能成为坚强的混凝土。很纯的金属，往往很软，合金才是真正强硬的东西。一些80年代、90年代成名的作家退化了，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没有接地气，写着写着就空了。我这里所说的现实更看重的是在当下的题材中挖掘出人内心的现实，你必须去激活它。作家要强大，必须要有强劲的胃部，必须具有消化当下现实的能力。

　　记者：你所说的生活是什么？

　　庞余亮：对我而言，我所说的生活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和脉搏。前几天我跟一个乡支书到乡下村庄转了几天，体会很深，我看到的农村和我想象的农村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支书讲了他的苦恼，农民价值取向的多元性，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狭隘局限的一面。那位书记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村里鼓励村民种植玉米，结果一个村民家种了1800斤玉米却卖不出去，那位村民急了，跟书记吵，说是你们政府鼓励我们结构调整的，现在玉米卖不出去，政府要负责。后来那位书记辗转给他找了个加工厂，人家要3600斤玉米，把那位村民的玉米全收购了。这个现实中的真实故事，也许能给我们这些作家对当下农村有更多的思考和创作的想象。

本报记者 薛颖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