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中旬，刚从南大毕业的我来到文学研究所报到的时候，首先见到的正是两位江苏老乡：一个是海门人濮良沛(林非)，一个是溧阳人蔡恒茂(蔡葵)。濮当时是小有名气的鲁迅研究专家，蔡的评《三家巷》论文正见于报端。　稍后没几日，在何其芳所长主持的所务大会上，我又有幸见到了钦慕已久的江苏籍国学大师钱钟书(无锡人)、俞平伯(出生于苏州)和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扬州人)。那天，50多岁的钱钟书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整齐黑亮，俨然一副西洋学者的派头。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身材矮小的俞平伯穿着紫色中式褂裤，裤腿肥大，全然一位冬烘先生的样子。至于余冠英则显得高大魁梧，穿着寻常，举手投足间，乃是一副和蔼可亲的学者气派。

　　时过两年“文革”风暴来临，我同许多青年学子一样，竟身不由己被裹挟到批判审查这些学术权威的狂风恶浪之中。那天，钱钟书戴着一顶似古钱币作帽翎的高顶纸帽，接受工人战斗队的批判：你为什么不许我们高声开收音机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而俞平伯则头顶一顶清代官吏的纸帽受到青年学生的严厉诘问：不许你借研究《红楼梦》宣传唯心主义！

　　1969年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部期间，我被吸纳进清队专案组，有机会接触了钱钟书有关历史与现实的某些材料。在写结论时，我有意识地否定了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期间一条涉及“恶攻”的要害材料，而对另一条调侃、议论政治的材料作出了错误言论的结论。如今想来，即使议论了政治，实在也难以定性为错误言论的。我也正是利用在专案组的方便条件，有机会偷偷地读完了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享受。

　　1969年底，文学所全部迁往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后，钱钟书在罗山虽因烧茶炉欠火候而被戏称“钱半开”，但到息县时，却依旧可以担当书报收发兼农具保管。夏日炎热，他照样像我们这班年轻人一样打着赤膊，拍着芭蕉扇驱赶蚊虫；冬季严寒，他照旧戴着厚厚的棉帽，脚穿棉胶鞋去公社取报刊书信。而俞平伯在东岳干校期间，却因错把甘蔗当作秸秆，而闹出不少令人喷饭的笑话，引起当地人的好奇与趣谈。

　　在1964年前后的文学所里，我的另一个可资纪念的江苏老乡，便是东台人戈宝权。戈是著名的俄国文学专家，也是中俄比较文学最权威的学者之一。他从事普希金诗歌的翻译，当是国内最早也最有影响的。记得1964年在安徽寿县参加“四清”工作时，我们曾同在省党校集训，同游寿县八公山古迹。1989年1月，我在南京总统府礼堂举办庆贺《钟山》创办10周年纪念活动时，曾特地邀请戈先生与会，并与之拍照留念。只可惜时光越过几年，当我再去半山园看望他时，他已身患帕金森综合症，卧床多时，不大识人矣。

　　在文学所的学者中，还有一些江苏老乡，比如邓绍基、蒋和森和钱中文。常熟人邓绍基是古典文学专家，又是年轻的所务领导成员。“四清”后留寿县九里公社劳动锻炼时，他被任命为我们这帮年轻大学生的带队者，他的随和绵软的性格，他的文人气质，委实让我们少吃了一些苦。甚可说是受益匪浅。

　　与邓绍基年龄相仿的学者蒋和森是海安人。早在60年代，他的《红楼梦》人物论即以才情和漂亮文字风靡校园，让当时的大学生眼前一亮，为之倾倒。

　　至于钱中文(无锡人)先生，只比我大五六岁，纯粹是一介白面书生。他50年代曾到苏联留过学，平时不苟言笑，满口吴语，似乎终日都皱着眉头，思考问题，一副很难接近的样子。不过，他做事做学问均极认真，长久苦读撰文，终于成为颇有成就的文学理论家。大约十年前，有暇来宁，我还陪他拜访了我的邻居高晓声。

　　在文学所里，我最亲近最要好的江苏老乡，便是同辈人许志英和王保生。许是句容人，王是丹阳人。许比我大四五岁，为人老成持重，记忆力甚强，分析问题头脑清楚，屡有新鲜见解。所以，“文革”中常被人称作摇羽毛扇的“狗头军师”。　徐兆淮